武学论文宋明理学道德取向对武德影响

发布时间：2022-10-02 21:14 热度：

　　由武术套路到暴力消解的过程也是人类追求道德教化的过程，这篇认为宋朝为当今武术学者视为武术套路真正意义上的开源时期，由于其繁荣强大的经济背景，市井文化尤为繁盛，为武术套路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时代动因。此时盛极一时的理学统治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理学与武德的影响成为必然。《》武术刊物。宣传武术的民族精神，传播武术实用技术，介绍健身养生功法，加强拳种交流，促进武术挖掘和武术理论研究，为推动武术运动的发展，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为武术走向世界服务。

　　摘要：宋明理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其影响不亚于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理学极力推崇“内圣”之道，强化内在的价值追求与道德涵养，其独特的道德取向对武德影响极为深远。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等科研方法，对宋明理学的道德取向与武德的影响进行分条缕析，认为宋明理学的道德取向对于武德的构建、武德传承、武德自觉等具有内在联系和积极影响。

　　关键词：宋明理学;武德;影响

　　1宋明理学的产生

　　同唐朝文化的热烈奔放相比，宋朝文化则呈现出雅致清奇的意蕴。在整个宋朝的文化体系中，有主意主理的宋诗、含蓄温雅的宋词、品味高雅的宋画、声气相求的文人书院、精雅脱俗的文房清玩等诸多文化事项，细细品来，这些文化事项均退却了气度辉煌的光华，呈现出一种内敛姿态。纵观整个宋朝文化体系，无不穷尽内敛、精致的价值取向，理学的产生对宋朝文化的影响颇为深远。中唐时期的儒学文化复兴运动与禅悦之风两大思潮的启动为理学构建的发端。拥兵自重的藩镇割据造就了唐王朝的最终衰败，历经南杀北伐，终于在宋朝再次一统江山，然而长时间的藩镇割据造就的思想多元，使儒学很难再重回一统天下的格局，这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时代契机。加之佛道二教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充分吸收儒家精华丰盈其筋骨，渐滋侵染着儒学的主流地位，这成为了推动儒学自我变革的内在动力。以此为背景的新儒学应运而生。之所以称之为新儒学，是因为理学虽然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但其张扬的孔孟传统已是融合佛、道思想精粹中被加以改造，具有一种焕然一新的面貌[1]。理学的构建虽有老树新花之嫌，但其思维方式已由人伦关系的价值讨论转向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理学一经构建，便对中国文化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将中国文化重伦理道德的精神推向极致,对武德产生了积极影响。

　　2宋明理学的主要道德倾向

　　2.1礼治秩序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它发端于原始祭祀仪式，后经孔子、孟子、荀子等哲学家修铸推广，最终形成了完备的哲学体系和礼仪程序，规范着世人的行为方式、心理情态及价值观念，成为人们行为的基本道德准则。因此理学在新的哲学基础上重建礼治秩序。朱熹认为：“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也”，他将人伦关系注入以“理”为依据的尊卑名分，使“礼”在以“理”为最高范畴的纲常伦理体系中权威性与普遍必然性得到更深层次的认同，地位显著提升，造就了中国道德的基本范式，这种礼治秩序造就了国民的主奴根性。

　　2.2“内圣”经世路线的高扬

　　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历来主张客观功业的“外王”之说与主体自觉的“内圣”相结合，自孔子以后，这种内外相合的思想发生了歧异之变。理学认为正心诚意的内在“修身”是“经世”的根本，因此便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之说，力主寻求内心心性便高于世俗功勋。然而，这种将政治融入道德范畴的做法使得中国政治具备了伦理化特征，伦理道德则具备政治色彩，这种特征对于道德影响深远。

　　2.3理想人格的建树

　　理学构建对中国传统道德影响深远的又一内容在于理想人格的建树，理学主张主体性为本位，追求修身、涵养道德、立志高远的“内圣”人格。其主要内容为自我意识与万物浑然一体，与天地合德的“孔颜之乐”;“民吾同胞，物吾欲也”的民胞物与;“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的浩然正气。由于理学主张内圣人格，淡化外在事功，这对于中华民族注重气节、注重道德、注重社会责任、注重群体意识的文化性格无疑影响颇丰。

　　3宋明理学的道德取向对武德的具体影响

　　3.1礼治秩序的道德范式与武德源起

　　无论是传统儒学还是新儒学，都对“礼”极为推崇，形成了基本的道德范式。因此“礼”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礼治秩序的建立，对于规范人们的生活习惯、社会秩序，指引思维方式，净化道德空间具有重要意义。武德的产生相较于礼治秩序的影响全民虽有不同，但对于规范习武群体行为、强化道德修养、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价值。韩非子曾言“侠以武犯禁”，意为习武之人通过技击术违反政令，破坏法治秩序。武术是以技击为本质属性的武技，通过研究身体结构、动作技能达到杀伤来敌之目的，掌握格斗技能的习武之人如果没有行为准则的规范，没有理性的约束，其行为将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武德是在历代社会伦理文化的熏陶及各门各派、武林规则双重因素的影响下逐渐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一种习武之人的行为准则[2]。武德是武术从技击走向文明的标志性产物之一，武德的构建目的在于约束习武之人的行为举止，以期达到相应的社会要求，将武技这一对社会和谐具有不稳定性的因素约束在道德层面的牢笼里，使道德高于技艺，为武术界营造了崇尚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

　　3.2主奴根性的道德继承特征与武德传承

　　礼治秩序的构建造就了国民的主奴根性，形成了传统道德的独特的继承性特征，所谓主奴根性即主性与奴性相互交替的特性，这种主奴根性与中国古代以宗族共同体为特质的宗法文化联系紧密。主性即在人伦关系中处于长者、权者地位，带领其与之下的子和民进行道德遵守时所呈现的状态;奴性则是在人伦关系中处于为子、为民地位，被动遵守道德规则时所呈现的状态;当个人既为人子又为人父时，主性与奴性交替呈现，这种道德继承特征对与道德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在武德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侠义为先、点到为止、与人为善、仁义忠勇、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等优秀德目。这些武德内容传承至今并没有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与其的特的传承方式紧密相关。首先，武德是每个习练武术之人必备的道德品质，其载体武术本身就具备传承性，在传承武术的同时武德也被自然传承。其次，古代武术传承的主要方式为师徒传承，无论是《史记》中记载的“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还是五言中的“未习武，先观德”，亦或是内家拳的“五不传”，都对教习对象进行道德考察，足以见得古代习武之人对于武德的高度重视。再次，武术传承的另一种方式为业缘传承，即建立在一种共同的目标、兴趣、爱好基础上的传播方式，从发生学角度看共同的价值认知是业缘传承的基础，对于武德追求应是其价值认同的基本内容之一。综上所述，无论是技术传承、师徒传承还是业缘传承，其传承主体作为社会化的人而言，其在人际伦理关系中都呈出为人父、为人臣、为人师、为人徒的角色互换特征，武德作为中华民族道德体系的分支，自然也具备主奴根性的道德传承特征，也正在主奴根性造就了武德的不断传承。

　　3.3“内圣”经世的道德思想与武德自觉

　　经世思想的产生与影响造就了中国伦理道德的政治化范式，因此，道德成为了不得不遵守的伦理规范，这种“内圣”的理想人格建树成就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自觉，对于中华民族注重道德践履、民族气节、责任意识等民族性格具有深远影响。中国武术讲究内外双修，在注重外在的技术修炼的同时追求内在精神的涵养。少林武术追求渐修顿悟，练习时讲究手、眼、身、步协调一致，以达到心空、意空、万念俱空的境界，参悟拳理，以明禅机。道家武术讲求术道融合，道家认为“道为术之灵，术为道之体，以道统术，以术为道”，因此便有了“精于术而乏于道，乃无本之源”的论理。无论是佛家主张的通过修练武术达到参禅悟道的目的，还是道家武术所追求的术道相融，都体现出对内在修为的高度重视。武德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意识形态，对习武之人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责任意识、果敢担当、意识情态等方面具有积极引导作用，是属于内在修为的部分。由于理学将遵守道德置于天理的崇高地位，长期的理学极盛成就了人民的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一统化，在被动遵从道德操守的过程中经过历代传承逐渐形成道德自觉，形成积极主动的遵从意识。同样武德作为习武群体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虽在各家中说法不同，但其实质皆为对道德的遵守，追求道德情操与道德空间。因此，在理学模式影响下形成世代沿革的道德自觉意识与武德自觉意识具有同源特点。

　　3.4克己复礼的道德思维与暴力消解

　　克己复礼是理学的又一大创举，讲求灭私欲以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在理学家的推崇下，以“克己复礼”为宗旨，自觉遵奉礼仪原则，便成为人的道德实践的唯一内容[3]。朱熹有言：“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4]，虽然理学家们将遵守道德规范视为尊崇天理，使理学具备神学化色彩，但其对于追求道德价值取向、净化道德空间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武术套路的产生是武术发展过程中一个极具价值意义的事项，将武术中的各种攻防技击动作经过程式化的编排与组合，既利于练习又便于传播，加快了武术传播的速度。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主流意识的变化，武术套路的程式化特征日益显著，使武术套路中的攻防技击含义不断弱化，最终形成了“暴力消解”。这种“暴力消解”融合了人民的审美意识，成为人们对于提高人体艺术、感悟美的享受的艺术化存在方式。“暴力消解”成为中华武术的一大特色，这也是中华武术同国外武技相比的特色之一，国外武技并未脱离实用、真实状态，而我国大部分武技基本以套路为主要运动形式，这种形式的武术实际就是一种暴力消解的产物。武术不再是以追求两两之间的格斗胜负为价值核心取向，而是成为了一种道德教化的工具和手段[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