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与沈从文理想人性的构建

发布时间：2022-10-02 21:14 热度：

　　民族精神与沈从文理想人性的构建

　　摘要：沈从文作品中对于理想人性的自觉是以其对传统汉、苗文化中优秀成分的深刻理解、对弊端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儒家重视道德、和谐精神，道家重视个性自由，佛家崇尚善美统一，以及苗文化中雄强放达自然强力，构成了沈从文重造民族文化心理、构建理想人性的丰富内蕴。沈从文剖击国民精神中的弊病，以独特的真善美与力的审美选择为基础，结合汉苗文化的优秀因素展开对理想人性的追求。

　　关键词：汉文化 苗文化 审美选择 理想人性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不断深入，现代文明的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它改善了人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造成了人的生命力的萎缩、自然美德的丧失和生命意志的脆弱。面对民族的孱弱，沈从文等知识分子对于改造中国社会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当时主流文化界对民族文化的全盘否定所不同的是，沈从文对于现代文明造成的人性异化保持着一种警惕，并对都市文明对边缘文化的渗透和侵蚀进行了批判。他以拨正的姿态，企图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丰富的人性美，人情美，道德美进行再认识再改造，让本土传统优秀文化资源成为民族文化心理重建的基础。他的作品中流露出对生命力，人性的追求，表达了其建造“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的“希腊小庙”、重建理想人性的愿望。

　　一.民族精神的弊端

　　三四十年代，由于民族复兴屡屡受挫以及西方列强的侵略，国民对于传统文化有一种内在的排斥与恐惧，富强成为一个民族不被淘汰的唯一选择，以财富为中心的发展观念成为“最为流行，也最为庸俗最为残暴的社会理想”1。长期以来积淀下来的封建道德体系的消极因素，压抑了个人对自然欲望的诉求，毒害人们思想身体灵魂，以至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热情勇敢与诚实刚烈，早已消失殆尽”。2

　　探究民族精神弊病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不难发现，正是传统文化中的积重难返的弊端，腐蚀了民族的灵魂。作为正统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不少负面因素因长期被封建统治强化而造成国民性中诸多问题。传统民族文化中的惰性及对自然人性的压抑，使人们陷于伪道学同时又缺乏创造性和生机。知识分子普遍沉溺于庸碌无为，苟且偷安的幻梦中无法自拔，却依旧自鸣得意，缺乏自觉意识。此外，道家思想中的虚无和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导致了知识分子自我封闭，逃避现实、对民族社会疾苦漠不关心。佛家思想中宿命论的悲观又使得民族陷入被动消极无所作为、麻木迷信的状态。

　　同时不应忽略，在沈从文精心架构描绘的湘西世界虽有美丽的自然人性，但是却掩盖不了封建宗法文化下的贫穷黑暗和人性异化的一面。巫鬼放蛊鞭尸、卖淫贩毒杀戮、偷窃劫掠勒索、酗酒赌博斗械，孱弱者受欺凌、善良者遭践踏、不幸者呻吟、强横者富贵……这类社会病态现象体现了湘西因袭的重负和扭曲灵魂的痛苦喘息。封建与原始野蛮文化、宗教文化的合体导致的专制统治使湘西陷入愚昧落后的状态。

　　二.审美选择

　　面对民族精神的衰颓，沈从文从其独特的审美视角出发，在现代理想的关照下，以都市文化为参照，选取湘西与现代城市强烈的对照的全景式的文化透视，在不断的省思中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的伟大之处与目前的堕落之处，从而改造民族文化心理。他企图用自己独特的真善美与力的尺度并根据民族心理习惯，通过对完美人生的憧憬来见证生命的神性，建立具有神性的理想人性样本，最终实现民族品德的重造。

　　受传统民族文化的熏陶，沈从文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真善美尺度。他的审美选择以善为主体，以力为追求。

　　他对于善的着重刻画是作品形象的主体展现，藉此使人“觉得在真美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上的力量”，体会到“重造的快乐和生命的明悟。”他最关注的是属于人性的真诚的情感，在善的指引下，将所有的“强迫、统制、专横、阴狠”等种种不健全的情绪加以完全的净化廓清，作为给新生命的一种刺激启迪，一种生命的抽象寻找。善融合着人类终极关怀的最高体现，善是改造人性的基始。在善之外，才是生命的真与美，才是生命的强与力。

　　同时由于出身湘楚所带来的生命气质，对力的追求充斥着沈从文几乎所有作品。他极力描绘苗人血液中的勇猛强悍，生气勃勃，赞叹自由舒展之中蕴含着的雄强与健美以及充沛放达的生命形式。充满了神秘剽悍的浪漫色彩和原始生命的强力,自由洒脱中蕴涵着雄健强悍的精神,放浪形骸中充溢着真挚浓烈的感情与鲜活的原始生命力。这种自然强力是使民族脱离萎顿重焕生机的一剂强心剂，是也是理想人性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

　　《边城》中讲到人人都“重义轻利守信自约”，有着温和宽容敦厚仁义和刚健自强的人生态度，就连处在最下层的妓女都洋溢着浓厚的德行色彩与生命强力。真善美与力的结合，正是作者审美选择的最佳注脚。

　　三.理想人性构建

　　沈从文认为，外在社会的禁律和人事曲折是人性违背自然的主要原因。他力图去“提取，改造，重构”民族传统文化，使汉文化和苗文化进行重新融接、扬弃互补，让旧有的光辉复燃于更新的创造中，借此契机使民族转入一种新机，铸造一种博大精深富于生气的人格，使民众能“做个新中国的国民”并“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

　　道家文化讲求听其自然，求其虚静，以静制动的生存智慧，这在《菜园》中充分体现出来。面对巨大的悲哀，母亲唯一的选择是沉默和隐忍，看似消极，实则超脱，因其具有强大的自我维护力，这是道家的生存智慧。然而仅仅依靠道家的虚静无为仍然无法改变现行民族精神的积弊，要做一个充满了光辉和力量的“人”，就必须更广泛地接近这个世界理解人生，即需要儒家的积极入世、佛家的向善抑恶以及苗文化的自然强力。

　　儒家积极入世，强调人不能逃避社会的责任。应该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促进整个社会健康人性的发展。苗文化则代表着与汉文化截然不同的境地。它是一种生命本能状态的显现，是生命的最大限度的张扬与释放，是生命本能与野性的回归。沈从文要用满溢力度的粗糙的纯真的灵魂，单纯的情欲，未被文明侵蚀的自然人性去改变国民精神的萎顿。苗文化中的质朴放达，粗野蛮性，自然纯真，单纯奔放的生命激情，原始生命力的奔突……这一切，恰恰是汉文化中所缺少的。柏子追求与妓女的非传统的爱情，与萧萧“只要生存下去就好”的生存状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人性的原初模式，即对本能欲望的满足与生命存在的渴望;而老船夫以及长河中的老水手，都有硬朗的力度和生存的热情，他们能够承受生命的重压，与自我相搏与宿命抗衡。沈从文对于他们的描绘，正寄寓着他对于民族的殷切希望。

　　《边城》中处于世外桃源里自然朴素的人们是沈从文理想人性的。老船夫宽厚大度，忠于职守，船总顺顺重义轻财,杨马兵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傩送天保质朴勤劳正直自尊，他们都是道德之子，同时也是自然之子，生命庄严单而纯，是真善美与力的结合。而在所有人物之中，翠翠更是理想人格的化身。她天真美丽，淳朴善良，勤劳痴情，诚挚无暇，顽强地在各种打击下坚韧生存，展现出生命的庄严和魅力。对于翠翠来说，人世浩劫仿佛涅槃烈焰，涅槃痛苦之后，更显示出人性具有“神性的一面”3，成为理想人性的代表。

　　沈从文的理想人性是人性的现实回归与理想寄托的有机融合，是其改造国民精神进行民族文化及心理再造的核心，是以儒道佛思想为代表的汉文化与以苗文化为代表的湘楚文化完美结合的表征。

　　结语: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强烈的民族解放意识客观上决定着现代文化的彻底变革与重建首先应该是政治经济上的，这势必与沈从文期望通过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变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完成新的文化建设的理想相互冲突。他过分强调文化的势力，势必与中国阶级斗争以及暂时的文化主流文化建设拉开了一定距离。

　　同时他的重造理想虽然关注了汉苗文化的结合，关注道德美与自然强力，但是对于理性批判精神以及现代使命感缺乏相应的关注。对于革命“不识时务”，导致缺乏时代精神与时代使命感;对于乡土文化过分依恋，导致个人伤感情绪泛滥。种种内因外因导致了他对于重造国民精神重建理想人性的不彻底。以至于到了后期，他“安于接受东方传统文化，怯于接受西方文化。反帝反封建只是意识上的觉醒，却缺乏实际行动的勇气”4。

　　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沈从文的理想人性的构建虽然充满乌托邦色彩，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他在那个时代提出的具有高屋建瓴般的构想，是值得肯定的，他对于理想人性的塑造，对于当今物质至上的商品化社会也具有非同一般的积极意义，他对于传统儒道佛文化以及湘楚文化的眷恋与深情描述,对于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振中华民族精神具有的指导性和引领性。

　　参考文献

　　[1]胡梅仙：《论沈从文的民族道德重建思想》，《宁夏社会科学》，2010

　　[2]芮逸夫，凌纯声：《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民族出版社，2003[3]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文学评论》，2002(6)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书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