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在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

发布时间：2022-10-02 21:14 热度：

　　这篇论文主要介绍的是中国哲学在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的内容，本文作者就是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相关内容做出详细的阐述与介绍，特推荐这篇优秀的文章供相关人士参考。

　　关键词：哲学;社会主义

　　一、中国哲学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奠定文化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同志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这是一个吹响新时代大门嘹亮的号角，一个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发出的时代强音，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伟大旗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强调要坚定“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作为第四个自信，其意义极其深刻，一方面是前三个自信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是更基础的自信，使道路自信更有动力、理论自信更有理性、制度自信更有保障。文化自信成为“四个自信”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同时也是表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的精神根基，是一个民族传承过去，做好现在，引领未来的不竭动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上，习近平对“文化自信”加以深度阐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其语境更为庄严，观点更为鲜明，态度更为坚决，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就是来自延绵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启示，同时也可为道德建设提供启发。而传统文化的核心、主干正是中国哲学譹訛。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历史赋予的，是中国哲学在传统社会中的思想地位决定的。封建时期，儒家哲学作为官方主流思想，代表了封建时期的文化成就，引领封建社会不断发展。然而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中国哲学中也有不利于时代发展的因素，这需要我们结合时代特征给予辨识、转型和发展。李宗桂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及其特点》一文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古代哲学”，牟钟鉴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一文中谈到评判中国传统哲学三个标准，认为应正确看待中国哲学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在探讨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必须要承认中国是有自己的哲学的。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从成人成贤、追求智慧的角度上，还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思辨和逻辑上，都是完全成立的，也是毋庸置疑的。传统文化历来以对“人”的关怀为中心主题，对“人”的深切关怀熔铸于教育、饮食、建筑、礼仪、节日各个方面，而中国哲学的核心也是“人”的发展，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人”的核心是怎样成人，怎样在社会中生存、生活和发展。“人—成人—人生”是中国哲学独有的、不同于西方思维的进路。对“人”问题的深入探讨决定中国哲学的不凡的价值和闪光点。传统文化的主干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思想是儒家思想，中国人无一例外受到传统文化乃至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近来陈鼓应等学者提出“道家主干说”，认为道家是中国哲学史的主干，也有方勇等学者提出“新子学”认为面对西学和新时代应该充分发掘传统文化尤其诸子百家轴心时代的思想资源，它是国学发展的主导力量。但无论如何，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主干，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确认无疑的。新时代面临新的社会矛盾，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是重要的课题。作为传统文化核心、主干的中国哲学，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必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同时也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对于这一点，无论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思想文化资源来说，还是从中国哲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来说，都不可否认，中国哲学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重要的文化基础，对促进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全面吸收中国哲学中的精华，去其糟粕，在批判中前进，在批判中超越。在十九大报告中，无论是从全面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角度还是从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角度无不要求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最重要的就是发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对传统文化的核心、主干中国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了促进中国哲学在新时代的发展，进而带动整个中华文化的全面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有学者提出“大哲学”的概念，认为应充分考虑科学技术的因素，打破现有的各二级哲学学科之间的壁垒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隔阂，结合当下经济和科技发展，融入世界譺訛。但无论是“大哲学”，还是复兴传统文化的“国学热”，都充分表明中国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主干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以西方的评价标准反向格义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得以重新被审视和创造性发展的前提。针对这一点，邓辉等学者认为“反向格义”以“类西化”的方式建构了现代中国，从而导致现代中国小传统的形成，并构成了现代中国的系统研究方法，用来解释西方以及中国。不以西方人的思维衡量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对于发掘完善中国哲学体系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下中国哲学的发展需要充分吸收各二级哲学学科最新的成果，开拓眼界，站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发展的现实上转型升级。中国哲学承载着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深厚意蕴。大力发展中国哲学，对于推动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二、中国哲学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必然要求较高的精神追求，而文明和谐也必然要求人们精神品质的提升。中国哲学中基本要义便是对美好品质和精神的不懈追求，是人们实现理想人格、提高精神品质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大学》中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身份不分贵贱，都要不断提高自身修为，这不是主体与补充的关系，而是本末的位置不容颠倒。它充分表明中国哲学注重个人精神的升华，“成人”要比“成才”重要的多。汉代以“举孝廉”作为重要的取仕方法，这正是政治考察中重视修养的重要体现。董仲舒由此进入仕途并提出了著名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儒家之学由此立为官学。这也表明即使在儒家未立官方之学之前，其重视人的品格，重视心性修为的思想在社会上已经广为接受。追求心性的升华从孔孟、子思开端，从“尽心知性”和“良知说”到程朱提出“格物致知”，再到王阳明的“致良知”、王夫之“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3]，追求心性向善已完完全全成为社会共识。追求人与自然、人与天的统一，在统一中不断提升个人品性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要义。所以，中国哲学提倡的“天人合一”的“成圣成贤”的进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日用方法，对于追求理想人格，提高精神品质，对于建成文明和谐的社会，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追求精神品质的升华，追求“成人、成贤、成圣”是中国哲学永恒的目标。“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日用修养方法，其对提升精神世界、对理想人格的不懈追求，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高人们的精神品质，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体现在整个中国哲学的多个层面之中。先秦时期的孔子的“仁者爱人”“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唐代李翱的“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韩愈的“生性至善”“复性回善”;明代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以及禅宗的“识心见性”“即性即佛”，华严宗“事事无碍法界”之说，天台宗“一心三观”，唯识宗“万法唯识、破除我执”等等都深切地表明，追求“成人”的品质，追求“成圣成贤”是永恒的目标。新时代的人们处于社会大发展时期，新业态、新经济因素层出不穷，经济快速发展很容易带来精神上的迷失，迫切需要对于精神世界重建的新的方法论。如何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此时中国哲学“理欲之辩”的智慧便显示出强大的精神力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偏重发展一面必然是一条腿走路，不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必然不能推动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中国哲学中对“理欲之辨”有过深入的讨论，先秦时期孔子盛赞其弟子颜回“三月不违仁”，不违仁的首先就要做到对自己的欲望有清晰的洞察，并能时刻加以矫正。不仅儒家提出“尽心知性”，老子也提出“涤除玄览”“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和“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这也正是回归心性修为的重要方法。宋明理学“穷理、尽性、至命”，将“天理”具体化为人的天性，阐明了人性本净、感物而欲、重在节制的道理。朱熹提出“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虽然把理欲关系推向极致，但换个角度，其出发点则强调需要时刻克制自己过度的欲望。陆九渊提出“心一心也，理一理也，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王阳明提出“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这些充分表明中国哲学中对物质和精神的高度的、辩证的认识和独特的处理方式。中国哲学对理想人格的构建和方法追求，对物质和精神的辩证认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三、中国哲学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思想保障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一方面为时代的变革作出先导，同时作为上层建筑，为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中国哲学在历史文化发展之中，逐渐形成了多家流派，但究其最主要的则是儒、道、法三家。儒家思想作为主体思想为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思想保障，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气质和精神血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而这些观点都能在儒家思想一以贯之中找到相印之处。儒家思想一贯以“仁”为最高道德和社会实施准则，如孔子提出“仁者爱人”、“为政以德”、“和而不同”希望建立一个礼乐人和的大同社会，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重视人民的仁政思想，这些都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并延续至今，这与“以人民为中心”一以贯之。中国特色新型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国际新型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儒家一贯以来推崇“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更注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如春秋时期，史伯提出“和则生物，同则不济”，北宋大儒张载提出“乾称父，坤称母;余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4]的思想。道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世界的互融对话，如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些推而广之，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观念延续至今，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思想营养，同时也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中提供思想保障。具体表现在：第一，儒家思想为社会稳定和日常生活规范提供了思想保障。“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五常”，在新时代其内涵发生改变。“仁”作为“人”的特质，是关爱他人、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义”对于协调市场经济中过分追逐“利”的修正。“礼”对于建构“尊老爱幼”新时代社会风尚和家庭和谐所起的作用，“智”对于追求知识所提出的要求。诚信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尤为重要。第二，儒家思想为社会发展方式和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5]的思想闪烁着“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这与习近平同志提出“两山论”这一论断有着同样的思想渊源。“民胞物与”对“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在社会发展方向上，儒家一贯以“成圣成贤”为终极目标，关注如何成人，这对于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培养新时代四有新人是一致的。第三，儒家思想对于营造稳定和谐国际环境提供重要的方法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的“和而不同”“德化天地”的内涵品质，对于化解文化冲突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和而不同”“以和为贵”更有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四，儒家思想对于人的精神升华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修己安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美好品德的不懈追求熔铸了中华民族独有的人文情怀和精神气节。道德标准并非只是遥不可及的终极目标，而是具有丰富的层次性内容，它不否定每个阶段所取得的思想上的成就。在道家思想中，“小国寡民”政治形态虽然不适用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却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不打破市场规则，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人们才能“甘其食，美其服”。“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对市场竞争中处理买卖双方的关系，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充分合理配置资源，最大化受益于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保障。荀子“隆礼重法”“礼法并治”的施政思想，韩非子“以法为教”“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充分说明法家思想在维护社会秩序，尤其是维护人民的利益和凝聚社会力量的强大保障功能，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中国哲学在古代为社会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思想保障，创造出了五千年延绵不断的灿烂文化，在今天仍然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起到思想保障作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作者：葛跃辉 杨龙波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