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化”还是“历史化”：也谈中国现当代文

发布时间：2022-10-09 23:04 热度：

　　钱文亮

　　内容提要：如何概括和评价1990年代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倾向与问题，本文认为不宜单纯从学科分类的角度将其归纳为“史学化”，因为“史学化”只是“历史化”思潮的诸面向之一。发生于1990年代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历史化”思潮既借鉴了福柯思想中对于传统哲学、美学诸问题、概念的本体论怀疑与解构，表现出反本质主义、反形式主义和非历史化研究的认识论倾向，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引发对1980年代纯文学观以及启蒙主义所主导的文学史观的普遍反思与重构。与此同时，“历史化”在方法论上更是对于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具体运用与实践，是1990年代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进行研究的主要策略和有效方法，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不同侧重的学术面向。

　　关键词：史学化历史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

　　DOI:10.16287/j.cnki.cn11-2589/i.2018.02.009

　　1(以下简称《史学化》)是郜元宝教授在2017年初发表的一篇全面考察、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近三十年发展变化的长文。文章以追溯“现当代文学研究”从“一时的显学”跌落到“备受冷遇”的学科地位变化开始，以批评该学科所表现出的一种过分倚重“外部研究”的“史学化”倾向结束，其间既对1990年代(除特别注明，本文所涉年代均属20世纪——笔者注)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逐渐被等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感到失望，同时又通过对当代文学领域“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研究热的重点分析，直率地表达了对于整个“现当代文

　　学研究”走向“史学化”过程中轻视“文学所反映的整体时代精神及其嬗变线索”的不满。应该说，这篇文章中的许多描述和论断相当客观、中肯，引起笔者强烈的共鸣，对于如何更好地推进该学科的建设问题也不无启发。但毋庸讳言，该文观察的视角、一些判断的依据及其结论，却也因为关系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大关切，有进一步商榷、讨论的必要。

　　事实上，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进展与不足，一直是学界争论激烈、分歧比较大的焦点话题，不过可喜的是，该学科研究却也正因为这种正常积极的学术争论、分歧得到了有效的推进与拓展。例如，近十年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效的“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实践，其倡导者李杨、程光炜等就是因为不满于许多人还在用“80年代”的“五四观”来领导“90年代”及其以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从而另辟蹊径，打开了重新审理“八十年代文学”的新的学术空间;而且，与郜元宝对于1990年代后当代文学研究的认识判断和忧虑有点不同的是，程光炜认为“尽管90年代‘寻找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的呼吁一直不绝于耳，但现代文学却未与解释社会和自身存在合理性的‘思想武器’(即解释理论)再次重逢。当代文学因为发掘出一个‘十七年文学’，它对左翼文学内部复杂性的有效观察显然被公认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90年代的一个最为亮丽的文学史景点。它对左翼文学复杂性的重新发现恰恰是由于90年代的语境巨变所启发和推动的”2。

　　众所周知，程光炜所说的“被公认”并非虚言，因为对于以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等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为标志的当代文学研究在1990年代以来的进展与成就，学界的看法的确普遍比较乐观，故有“当代文学”学科从幼稚逐渐成熟、“当代文学”终于有“史”了之说。3而郜元宝的《史学化》显然也十分重视并描述了这一时期“为‘当代文学’提前修史的热情空前高涨，一批高质量的当代文学史教材陆续问世”的事实。只不过，对于这同一种现象，郜元宝的判断却并未附和大多数学界同仁的赞誉之词，认为“急切地要将当代文学提前入史”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在进行中的‘当代文学’尚无清晰的时间下限，研究者身在其中，缺乏客观冷静的学术研究和评判所必需的历史距离感”。实际上，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郜元宝近些年来一直是以批评表达敬意、以怀疑精神叩问其中得失。

　　最后，关于郜元宝《史学化》一文所批评的当代文学领域过分倚重“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等“外部研究”的问题，洪子诚两年前也曾对此表示过困惑，怀疑文学制度研究“在理解一个时期的文学，和理解个别作家创作的时候，它的可能和有效性究竟有多大”，认为物质制度的研究最终是破坏作家、文学写作、阅读感受上的神秘性，是对文学的“祛魅”;而为了避免让自己成为“制度拜物教”的信徒，洪子诚也同样提出了应该坚持文学的精神性与神秘性，32为此，洪子诚近年来通过《材料与注释》33的写作，试图在总体制度情境的描述之下，细察作家的心理状况，防止将一切都归结于制度因素。

　　无独有偶，深受新历史主义批评影响的王德威在谈到文学与历史、政治之间的关系时，也同样强调了文学不同于历史等其他学科的特殊性质，认为“文学可以更细腻地说明很多在历史研究或其他研究中所不能触及的、所谓‘言而不进’的那个层面。文学有它独特的魅力”34。

　　除此之外，汤拥华在近年发表的《重构文学性：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个理论问题》一文中，则对如何在文学史研究中避免简单化地理解“文学性”的问题做出了深入而具体的辨析，35实际上，新世纪以来包括郜元宝文章在内的关于文学史写作问题的诸多思考既大大深化了人们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认识与理解，也触摸到了研究者继续进行探讨和争鸣的方向与着力点，表现出整个学科意识的普遍自觉和学术研究的有效拓展，标志着注重对话、讨论而又多元的现当代文学史写作时代的到来。

　　注释：

　　1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2程光炜：《重访80年代的“五四”——我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兼谈其“当下性”问题》，《文艺争鸣》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