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考古研究述要

发布时间：2022-10-09 23:04 热度：

　　张海燕

　　关键词：考古学 医学史 医学文物 医学考古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Chinesearchaeologyinitiatedandpropelledmanynewresearchtopicsandbroughtendlessvigortotheemergenceanddevelopmentofaseriesofnewdisciplines.Archaeologyofmedicineisoneofthenewresearchdisciplinesappearinginthisbackground.ThediscoveriesofthelargeamountsofremainsandartifactsrelatedtothetraditionalmedicineprovidedinvaluablephysicalmaterialsfortheresearchontheancientmedicineofChinaandeffectivelyimprovedtheprogressoftheresearch.ThedevelopmentofthearchaeologyofChinesemedicineroughlyconsistsoffourstages;thearchaeologicaldiscoveriesarecontinuingtoaccumulateandthestudiesarecontinuingtodeepen,andthedevelopmentofthisdisciplineisjustinitsflourishingstage.

　　KEYWORDS:ArchaeologyHistoryofMedicineArtifactofMedicineArchaeologyofMedicine

　　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开始传入中国。经过100多年的蓬勃发展，中国考古学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科学资料，也引领和带动了诸多新的研究课题，为一系列新学科领域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医学考古即在此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与传统医学相关的考古遗迹和遗物大量发现，为中国医学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史料，有力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展。诚如学者所言，“重大的考古新发现，使古代医学史的研究状况为之一新。中国原始社会医学史及夏商周医史的研究和探索，奠基于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之中。就是西周以后至宋元明清的医史研究，也因考古文物资料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1]。

　　医学考古的定名以及其研究范畴，向无统一。耿鉴庭先生属意于医药碑文拓本的收集，采用的是“医药金石”的提法[2]。和中浚与吴鸿州先生将具有一定医学意义和功能的文物称为“医学文物”[3]。李经纬先生提出“医药卫生文物”，将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学亦涵括于内[4]。马继兴先生侧重于出土医学文献的研究，称之为“医药文化资源”[5]。叶启晓先生所称“医文物”，泛指历史上与医药卫生活动相关的人类遗物[6]。1997年，高毓秋先生正式提出“医学考古学”的概念，将其视作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医学考古学是考古人类学和医学史相结合的衍生物，并对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予以初步界定[7]。2007年，谢储生先生主编《现代医学学科辞典》，分列“医学考古学”与“医学文物学”两项，并指出后者是前者的一个分支学科[8]。和中浚先生则认为，“医学考古学”概念的提出还为时尚早，现阶段宜将此领域的研究称为“医学考古”[9]。本文亦认为宜审慎视之，暂以“医学考古”相称。

　　相对而言，中国学者对医学考古资料的利用更加全面和充分，在医学考古方面所进行的研究也愈益广泛和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纵观中国医学考古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萌芽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1928年，可以看作医学考古发展的萌芽期。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医学考古尚处于材料积累阶段，部分学者的研究中偶有涉及，但还缺乏全面、深入的专门研究。

　　殷墟甲骨文是学术史上非常重大的发现，其中有一些关于疾病的记载，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医学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10]。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三万多卷文书，其中包括经籍无载、后世散佚以及与传世版本相异的方剂学、本草学、针灸学、脉学、佛道医学类著作80余种，较著名者如《神农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明堂五脏论》、《张仲景五脏论》、《伤寒论·辨脉法》、《新集备急灸经》、《灸经铜人图》等，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此外，敦煌洞窟中的一些壁画亦反映了当时医学的发展状况，如“得医图”、“胡医图”、“诊疗图”、“兽医治疗图”等，也是十分重要的医学资料[11]。

　　西北地区还陆续发现和出土了一些涉及古代医学的简牍及文书写本等[12]。例如，甘肃疏勒河流域及新疆蒲昌海地区发掘出土的汉简中有关于疾病死伤及疗疾的相关记载，包括驻军官兵的疾病、死伤、治病的药方。甘肃黑城出土三种医药方书残片。吐谷浑出土《亡名氏灸法》残卷和《亡名氏本草目录》。于阗出土《亡名氏孔穴主治》残件。敦煌以北地区出土“折伤簿”与“显明队药函”，蒲昌海地区出土的三件残存的医方纸片上记有疾病的名称以及服药的方法。新疆吐鲁番出土有医方及《本草经集注》、《耆婆五脏论》、《诸医方髓》残卷。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有《针灸专抄》、《熏牛鼻药方》和《萎蕤丸服药法》等文书残片，以及“萎蕤丸”实物。

　　1914年，罗振玉与王国维先生基于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材料，撰著《流沙坠简》，对兽医方的药剂计量单位“分”以及“茈宛”和“亭磨”等药物加以考订，揭示了汉代医学发展的状况，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13]。1919年，陈邦贤先生撰成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医学通史《中国医学史》，引入相关文物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依次叙述太古、周秦、两汉、晋、隋、唐、宋、金元、明、清及近世之医学，系统介绍历代医政、名医、名著及新形成之新学说、新成就[14]。

　　二、第二阶段：初兴期

　　1928～1972年，可视为医学考古发展的初兴期。随着考古学的逐步发展，与医学相关的考古资料开始集中大量地出土，学者也对这类资料投入了更多的关注。

　　1928～193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的十五次大规模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甲骨文资料，其中有关生育与疾病的卜辞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殷商时期医学的内容[15]。胡厚宣先生的《殷人疾病考》，专文探讨殷商时期医学的发展状况[16]。严一萍先生的《殷契征医》，收集整理了四百余版与疾病有关的卜辞，并且进行了系统的考释与研究，从而使殷商时期的医学发展状况得以为世人所认知[17]。

　　西北地区与医学相关的文书仍然陆续有所发现，如甘肃居延海地区出土的汉简中有临床医方、疾病死伤、医疗器物与针灸疗法、法医鉴定、兽医方等医学资料[18]。罗福颐先生在《祖国最古的医方》中，将居延汉简中的“伤寒四物”医方与传世文献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居延汉简中有关伤寒的记载早于张仲景《伤寒论》约百年时间[19]。陈直先生《玺印木简中发现的古代医学史料》指出，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医学分为两大派，初为秦派，继之以齐派[20]。

　　三、第三阶段：渐进期

　　1972～1997年，为医学考古发展的渐进期。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各地考古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对一些考古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点发掘，医学考古材料亦随之大批出土，考古学界与医学机构开始通力合作，从而将医学考古的研究推向深入。

　　西北地区的简牍和文书写本仍然有所发现。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早期墓发现《治百病方》简牍，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治疗方法包括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栓剂等多种剂型，方剂中所用药物可辨识者约百种，同时还记载了针灸穴位、刺疗禁忌等，提供了汉代医学发展状况的翔实资料。居延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和肩水候官遗址出土的汉简中包括临床医方、疾病死伤、法医鉴定以及兽医方等方面内容，临床医方除记有方剂中所用药物及其剂量，有的还记有病人名、诊断症状、服药法等。甘肃敦煌市西北的圈湾发掘出土千余枚汉代简牍，其中有少量医药资料，包括药方、医药、疾病、法医或兽医检验等内容。马继兴先生对上述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23]。

　　湖北江陵望山楚简记载了为墓主卜筮祭祷的完整内容[24]。荆门包山楚简则更为完整地记录了墓主卜问病情的占卜程序[25]。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千余枚竹简，其中《封诊式》、《法律答问》和《秦律十八种》记载有死亡检验、疾病检验和兽医检验三类内容，有关麻疯病症状的记述比《内经》更加详细，而“迁疠所”比已知隋唐时期出现的“疠人坊”更是提早700余年[26]。江苏连云港花果山下云台砖厂附近出土的汉代简牍中有两枚与法医有关[27]。湖南张家界大庸地区发现一块木牍医方“赤谷方”[28]。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墓室中的熏囊、绢袋、绣枕和熏炉内发现辛夷、桂、茅香、佩兰、高良姜、杜衡和花椒等中草药[29]。马王堆二号、三号汉墓则出土大批帛书和少量竹木简牍。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成书年代要早于传世本的《灵枢经》。《五十二病方》是最早的临床医学和方剂学著作，记述破伤风、疝气、泌尿系结石、痈疽、麻风病等30余种病症。《天下至道谈》则澄清了争议已久的“七损”、“八益”的问题。《胎产书》所述逐月养胎法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导引图》为一幅帛画，画中人物单个排列，或静坐，或两臂前后伸展，或吸气收腹下蹲，或屈膝抱腿，有的人物旁边的榜题上还注有“引痹痛”、“引膝痛”、“引温病”等文字。此外，《脉法》(甲本)、《阴阳脉死候》(甲本)、《却谷食气》、《养生方》、《杂疗方》、《十问》、《合阴阳》、《杂禁方》等均是极为重要的医学文献[30]。

　　四、第四阶段：发展期

　　1997年至今，为医学考古的发展期。学术界对与医学相关的考古资料日益重视，考古学、中医学等更多领域的学者参与到医学考古的研究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量著述相继发表，“医学考古学”的概念也被提出和讨论。

　　贾兰坡先生倡导要将古人类学研究与病理学研究相结合，从而推动学科研究的深入与发展[69]。谭红兵先生主张要充分运用考古学的研究理论和技术方法进行医史文物的研究[70]。青海民和阳山墓地、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黑龙江泰来县平洋墓地以及河南安阳后冈遗址出土头骨标本的穿孔状况及其创缘的变化形态，为中国古代开颅术提供了重要证据[71]。湖南里耶出土楚简10余枚和秦简3000余枚，保留了秦朝时期有关医药方面的政令和文书，为研究秦朝医学史提供了基础性的珍贵材料[72]。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医简近千支，包含九部医书，另外还出土一尊完整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从而使扁鹊医学得以证实[73]。

　　在学者们的努力下，陆续编撰和出版了一些医学文物图集。《浙江医药文物及遗址图谱》全面系统地调查和研究了浙江省内具有医药卫生意义和功能的古代文物与遗迹，以探究省内古代医药学的发展及现状[74]。《杭州医药文化图谱》则收集整理了二十五类杭州市的医药文物以及遗迹[75]。《岭南医学史·图谱册》收集医疗工具、药品、生活器皿、碑刻、建筑、人物图像和各种艺术品及书画等共285件，全面记述了岭南地区2000多年以来医学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以及历史成就[76]。

　　《中国医学通史·文物图谱卷》是一部全面系统的医史文物图谱，填补了我国长期缺少彩色医史文物图谱的空白[77]。《中华医学文物图集》系统收载我国中医院校医史博物馆中的藏品，以及各地区考古发掘的重要医学文物，初步确定了医学文物的概念和范围、涉及的主要品种和器物，并突破了传统的历史时代分类法，将文物按医学专业用途和功能进行分类编排并撰写说明，对促进中国医学史的研究起到重要作用[78]。

　　注释

　　[1]辛智科、朱红琳：《试论医学考古资料的学术价值》，《陕西中医》1987年第10期。

　　[2]耿鉴庭：《医药金石过眼录》，《江西中医药》1955年第12期;《医药金石过眼录(续)》，《江西中医药》1956年第12期。

　　[3]和中浚、吴鸿洲主编：《中华医学文物图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4]李经纬：《加强医药卫生文物收藏保护迫在眉睫》，《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第3期。

　　[5]马继兴：《全国各地出土的秦汉以前医药文化资源》，《中医文献杂志》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