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救赎之路------试析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

发布时间：2022-10-03 21:01 热度：

　　[摘要]余华《在细雨中呼喊》最重要的生命意象是“细雨”、“呼喊”、“死亡”，本文将这三个意象分为三个层次，即以“细雨”为生命背景、以“呼喊”为生命方式、以“死亡”为生命归宿，透过对其诗化叙事的诠释，指示生命救赎之路，解读文本内在的哲学意蕴。

　　[关键词]细雨；挣扎；死亡；生命

　　《在细雨中呼喊》（初版原名《呼喊与细雨》，以下简称《细雨》）是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叙述者孙光林孤独无助的童年经历为主线，展示了从民国到“文革”几十年间中国村镇的生活图景，反映出作家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和深刻思考。

　　小说开篇这样写道：“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屋檐滴水所显示的，是寂静的存在，我的逐渐入睡，是对雨中水滴的逐渐遗忘。……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这一段叙述，很容易让人注意到其间凸现的几个意象，“黑夜”、“细雨”、“呼喊”。寂静潮湿的黑夜，压迫着一个弱小的生命，他在无助与绝望之中瑟瑟发抖。紧接着，作者这样写道：“再也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细雨”所代表的孤独与无依，凄苦与战栗，人物绝望的“呼喊”弥漫着整部小说。这便是“我”的童年生活的基调，也是整个小说的基调。然后小说的第三个关键意象“黑衣人”出现了。他出现在“我”潮湿的回忆里，“使我心里蓦然重现那个女人清晰的呼喊声”，让“我成年以后回顾往事时，总要长久地停留在这个地方，惊诧自己当初为何会将这哗哗的衣服声响，理解成是对那个女人黑夜雨中呼喊的回答。”“黑衣人”是本书出现的第一个死人，这个意象无疑象征死亡。弱者在苦难中无助地挣扎，而最终与他们的挣扎相呼应的是死亡。死亡回答了黑夜中的呼喊声，极具象征意义。因而死亡也是构成小说的核心内容。小说中涉及了众多人物的死亡，孙广才、母亲、王立强、苏宇、孙光明等等。小说的第一章出现的“细雨”、“呼喊”、“黑衣人”（死亡）这三个贯穿始终的意象，正是作者关于生命之思考的关键，也是我们解读的钥匙。

　　细雨：生命的荒凉背景

　　故事主要在南门和孙荡这两个江南小镇展开。南门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六岁被孙荡穿军装的王立强领养，直至十二岁养父王立强突然去世，养母李秀英出走，重回南门。这段特殊的经历使少年孙光林的成长历史与他人不同，不仅带给他孤独无助的童年回忆，同时也将这两个不同地方的生命故事衔接起来。南门与孙荡是两组人物活动的现实空间，而“细雨”则是人物生存的本真状态，绵绵不绝、无处不在的荒凉背景。

　　首先，“细雨”是人物活动的自然背景。江南是多雨的，绵绵细雨历来被多愁善感的诗人歌咏，雨中常带愁，凄风苦雨总带给人内心的凄怆、悲凉。杜甫说，“烟雨封巫峡”（杜甫《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寄薛尚书三十韵》），陆游说，“烟雨蒙蒙隔断桥”（陆游《书怀》），蒙蒙的细雨无边无际，遮蔽了前路，天地灰暗，前程破灭，带给人的是沉闷与压抑，乃至绝望。小说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展开它的人物故事。这是一部由记忆的碎片组成的小说，它的叙述是零碎的，故事与情节并不是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进行，而是随着“我”的回忆慢慢展开。在这断断续续的回忆中，“细雨”带来的潮湿使人心发毛，孤独、苦闷、琐碎、无奈笼罩着每一个人。

　　其次，“细雨”是人物生活的社会背景。余华的小说常常有意淡化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但这种淡化并不表示小说中的生命故事全然不存在与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瓜葛，相反，作家时时提醒读者，不要忘记这个与回忆相依的历史。小说正文出现的明确的公元时间有两个，1965年和1958年。小说开篇交代了1965年“我”是个六岁的孩子这个事实之后，小说的时间参照便变成了“五年以后”、“我十二岁那年”、“我回到南门的第二年”等等。此外，在第三章第一节中，穿插了祖父、祖母年轻时候的故事，出现了“民国”、“二十三岁的孙有元”、“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等时间性的表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文本的时间安排，前者是官方的时间，而后者是民间的时间；前者关乎历史，后者只关乎个人。这种表达方式让小说主体部分的时间跨度更明确。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谁都逃脱不了从民国到“文革”那段充满苦难、混乱的年月。

　　再次，“细雨”是人物生存的命运底色。小说的基调是阴冷的、恐怖的、令人不安的。每一个人都在承受如细雨般无处不在、无止无尽的生存苦难、灵魂痛苦。这痛苦一方面来自贫困的生活，另一方面来自人性之恶。“我”在成长中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抛弃，承受父亲的毒打与冷漠，兄弟的排挤与诬陷，老师的逼供与惩罚。“我”的朋友苏宇沉默寡言、敏感细腻，外表温文尔雅，在内心却惶恐不安，因为父亲与寡妇的暧昧关系使家庭发生了变故，心灵承受重负。而年幼的鲁鲁从来没有父亲，又常被相依为命的母亲追打；“我”在孙荡的朋友国庆，幼年丧母，又被再婚的父亲无情抛弃。至于风烛残年的祖父孙有元，在他失去劳动能力之后游走在两个儿子之间，他的暮世感伤让他久久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当他的脸上因回忆而长久地停留着幸福的微笑之时，回忆的美梦却常被孙子孙光平无情地打破。南门青春勃发的冯玉青在被抛弃之后，她的生命中没有一个可供她依靠的男人，只有与她上床的客人却没有陪伴她分享艰难的爱人。强壮的王立强与虚弱的李秀英的婚姻本身就是命运对他们的极大嘲弄，他们的内心感受可想而知。所有的人，他们的人生中不是充满爱与温情，而是被“细雨”似的孤独所占领。漫漫无际的雨是那样的令人沉闷，让人窒息，没人能冲得破，哪怕作出努力走出拨开前路的迷蒙，前路的前路依旧迷蒙。

　　呼喊：生命的虚妄挣扎

　　《细雨》不仅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孤独和无助，同时展示了生存的无尽艰辛与虚妄，人物在命定的困境中虚妄的挣扎。物质上的极度贫困，与精神的空虚落寞共同存在。鲁迅在《野草》中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虽然余华的精神境界未必如此，也并不是旨在赞扬不屈从生活的反抗精神，并非站在反抗绝望的战斗立场。《细雨》中的人物，都是在作虚妄的挣扎，只是挣扎的方式与结局各自不同而已。而这种挣扎正是小人物的生存方式。《细雨》在对人物的生存状态的叙述中，显示了作家对人类生存本身的思考。小说中人物的“挣扎”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以“我”、苏宇、鲁鲁、国庆等为代表的“迷惘的挣扎”；第二类是以孙广才、王立强、孙光平等为代表的“自暴自弃的挣扎”；第三类是以母亲、冯玉青、李秀英等女性人物为代表的“无奈的挣扎”。

　　“我”与同辈是作为成长的一代被叙述的，“文革”中的人性荒芜的背景返照着这一代人的精神生活。这一代人在追求家庭温情的过程中，在面临成长的无尽困惑与焦灼时，在与充满诬陷、惩罚和老师的淫威的学校的战斗中，虽然多数是以惨败而告终，却又无不让人们感到在这迷惘的挣扎背后，多少带有反叛的力量。“我”在被家人与生长的村庄里的所有人抛弃之后，又以不介入的远离众人的姿态予以反击。小说第一章这样写道：“我六岁时最后的记忆，是我在奔跑。”“我”以不断逃离的方式，摆脱痛苦童年烙下的心灵创伤。尽管这种逃跑的努力最终徒然，痛苦的记忆依旧缠绕着他，但成年之后的“我”最终毕竟离开了南门，走向另一条与祖辈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种对自身生命不放弃的姿态，不能改变过去却能创造未来。苏宇则在承受父母婚姻生活变故的打击之后，终于承担不了心灵的重压而犯错，经历示众、受辱和劳改，并不曾表露对命运的恐惧与绝望。鲁鲁在母亲被捕之后，才七岁的他凭借勇气和机敏，竟能找到母亲所在的监狱，并以流浪儿的方式陪伴母亲。国庆在被父亲无情抛弃后，对自己命运毫无所察，认认真真的扮演起大人。他们是一群被抛弃的孩子，在抛弃与反抛弃的缝隙之间迷惘地挣扎。他们的成长没有指路人，他们的精神也没有理想之灯的照射，既看不见光明，也未意识到黑暗，只在混沌和迷惘中成长。也许在成年人看来，虚妄无力得像一只蚂蚁，但对于无知少年来说，带给他们的是内心的自足与骄傲，是对待生命的无畏与勇敢。

　　如果说第一类“挣扎”多少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烙印，那么第二类“自暴自弃的挣扎”则包含了对人性、人的存在的更为广阔的思考，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意义。孙广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面对贫困，他将父亲、妻子、儿子都作为泄愤的对象。在儿子孙光明死后，产生了狂热的幻想，以为这是一个改变自己贫穷命运的契机，当幻想破灭之后，无边的落寞让他得出了这样的一个认知：“趁着你们年轻，还不赶紧多睡几个女人，别的全是假的。”他采取的是破罐子破摔的态度，以获得性的满足代替人生一切需要。他将自己的余生都消耗在寡妇那张毫无诗意的床上，在纵欲的深渊里难以自拔。他以自己卑劣的行为亲自去毁掉儿子的亲事,因无耻地强暴儿媳而被儿子割去一只耳朵，最终众叛亲离，孤独死去。这是一个被颠覆的父亲形象。但凑巧的是，孙广才反抗命运的方式，竟与之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温情脉脉用卖血养育儿子的父亲许三观的方式有些相似。许三观在得知妻子许玉兰对自己的背叛之后，觉得气愤难平，教唆二儿子、三儿子去强奸何小勇（许玉兰的奸夫）的两个女儿，自己也去找旧情人发泄。之后他认为扯平了，内心不再难受了。在男人的尊严与价值感受挫之后，他们都通过性来找到内心平衡。陈思和教授在研究当代文学时，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民间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从《细雨》开始，余华的创作由“先锋”转向民间，民间的“性”也成为了作家思考的切入点之一。《细雨》中的王立强正直善良，他的命运也与“性”有着密切关系。他强壮如牛，现实却给予他一个阴阳失调的婚姻。柔弱的妻子无法满足他对性的需求，在偷情被揭之后，对窥人隐私的女干部实行了玉石俱焚式的报复。然而，炸弹没有炸死女干部，却炸死了她两个无辜的孩子。孙光平在童年时是村子里孩子们的领袖，聪明、勇敢，被寄予走出南门走向城市的厚望。然而生活并没有按照人们预想的那样进行下去，他在生活面前一步一步变得怯懦，一步一步地继承母亲的隐忍与沉默，接受重复祖祖辈辈单调乏味的生活现实。直到父亲无耻地强暴了自己的妻子，让他不能再忍耐下去，他割掉了父亲的一只耳朵，自己也被捕入狱。命运让他连忍气吞声的权利也失去了。

　　比起男人的反抗，小说中女人们要显得无力得多，她们对于无边无际的苦难与压抑的反抗，更多的是在承受，以一种“无奈地挣扎”的形式呈现。小说的开头便出现了“女人哭泣般的呼喊”的意象，她们的呼喊凄凉而无助。母亲在她丈夫光明正大的从寡妇的被窝钻出来又钻进她的被窝时，她默默地接受。她从心底里积累起对寡妇的恨，却宽恕不忠的丈夫。当她被丈夫抛弃，被儿子抛弃（儿子孙光平也曾爬上她痛恨的寡妇的床），依旧竭尽全力去维护这个家。只在弥留之际，以异常尖利的声音喊出这一生的怨恨，她的喊叫罗列了所有被孙广才拿到寡妇家的物件。这是一种无奈的挣扎，概括了她默默承受的一生。为疾病所苦的李秀英命若游丝，她每天的工作便是将晒满内衣裤的凳子随着阳光移动的方向移来移去，追逐阳光。阳光就像她的一个恋人，她常在对阳光的虚构和想象中获得内心的满足。命运给了她现实的痛苦，可她却充满对生命的渴望。小说中另一个不幸的女人是冯玉青。她是作为被摧残和毁灭的美的事物而出现的，带有寓言性质。将小说的第一、第二章中描述冯玉青的部分拼合起来，可以展示出她相对完整的人生图景：在少女时代被人玷污，离开南门若干年之后，在生活的艰难面前一步一步沦为暗娼，沦为劳改犯。小说集中描写了她的三次“壮举”。第一次是在被玷污之后，她在众目睽睽中，死死地抱住了那个叫王跃进的青年。她要他陪她去医院检查，希望自己怀上他的孩子以期获得名正言顺的地位，事实却嘲弄了她。第二次便是在王跃进的婚礼上，又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从王跃进的屁股底下抽走了凳子，在喜宴旁的一棵树上系上了一根可供上吊的绳子，跳下凳子离开了。第三次是在警察局中滔滔不绝地辩护：“你们身上的衣服，你们的钱都是国家发的，你们只要管好国家的事就行了，我身上的东西是自己长出来的，不是国家发的，我陪谁睡觉是我的事，我的东西自己会管的，不用你们操心。”结果，她还是被送进了劳改农场。她一次次地试图把握自己的命运，然而命运一次次地戏弄了她。

　　命运对同一类人其实是公平的，它赋予人们不幸，只是形式有所不同。在普通人灰色的人生图景里面，各有各的艰辛，各有各的苦痛，他们同被“细雨”笼罩，以“挣扎”的方式生存。虽然不论是哪种方式的挣扎最终都归于虚妄，但正是这种呼喊和挣扎显示普通人生命的底线和价值。

　　死亡：生命的终极思考

　　作家余华善写死亡，小说的第三个重要意象“黑衣人”正是死亡。“我”关于死亡的最初认识是在六岁的时候。第一次看见死人带给“我”的感受是他和睡着了没什么两样。这使年幼的“我”坠入对黑夜与睡着的恐惧之中。这是死亡意识在幼儿心里的最初形态。死亡是人物挣扎、呼喊的终极归宿。小说先后写了弟弟孙光明、父亲孙广才、母亲、苏宇、祖父孙有元、刘小青哥哥、王立强等人物的死亡。其中最发人深思的无疑是弟弟孙光明和少年苏宇的死亡描写。作者试图站在死者的立场，探讨死亡的内部形式。他们都是在本不该走向死亡的年龄，被突如其来的死亡选中的。

　　孙光明死之前的情景常常停留在“我”的回忆里。如“孙光明在临死的前一天，还坐在门槛上向孙光平打听村里谁快要结婚了，他发誓这次要吃十颗水果糖。”“我经常想起这个过早死去的弟弟，在那个下午争抢水果糖和蚕豆时的勇猛情形。”“我弟弟在那个失去生命的夏日走出房屋时，应该说是平淡无奇，他千百次这样走出房屋。”在这里作者反复强调了死亡的不可预知性和偶然性。接着，便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当把死亡从生者那儿分离出去，就死亡本身而论，它是什么呢？“我看到了这样的真实场景：生者将死者埋葬以后，死者便永远躺在那里，而生者继续走动。这真实的场景是时间给予依然浪迹在现实里的人的暗示。”人的生命其实就是一段时间，走出了时间便是走出了生命。个体生命的完结也便是个体时间的停止。他想象了死的模样，把它从抽象转成具象，以一种以死观生的视角，用时空对调的换位思考方式，反向追问了人类的存在。接着作者又写道：“我的弟弟最后一次从水里挣扎着露出头来时，睁大双眼直视耀眼的太阳，持续了好几秒钟，直到他被最终淹没。几天以后的中午，弟弟被埋葬后，我坐在阳光灿烂的池塘旁，也试图直视太阳，然而耀眼的光芒使我立刻垂下了眼睛。于是我找到了生与死之间的不同，活着的人是无法看清太阳的，只有临死之人的眼睛才能穿越光芒看清太阳。”死者是否真的直视太阳，除了死者本人之外，无人能知，这只是作者关于死亡的一次想象。以想象来加重寓言意味，探讨生与死这一古老的命题，以某种具神秘意味的方式展示人在生命面前的困惑，思考生命本身。

　　小说第二章第二节以“苏宇之死”为标题。苏宇的死也是全书众多死亡中最动人的部分，他临死前在昏沉状态中对于生活细节的敏感和对生命的留恋仿佛一首凄婉而优美的歌曲。死亡的真正感受没有一个活人能体会，余华却能在想象中将这种体验细腻地表达出来，以想象介入对死亡的哲学探讨。海德格尔曾说:“死亡过程”的心理学与其说提供了死的消息,倒不如说提供了垂死者的生的消息。这种消息告诉我们,人在临死之际可能对生活乃至其中的琐事饶多兴趣,不一定沉浸在死亡体验之中。苏宇在临死之时，也许他并不曾得知自己将死的事实，他一次又一次地捕获着生的消息，表现出对这个看似无爱的世界无限的眷恋。然而生者把将死之人抛弃了。

　　小说中的另外一些人物的死也各有其特色，更多的被从外部表现，以描绘这些人死时的情状，集中体现经历了世事折磨的生命在走向生命终点之时所爆发出的坚强。祖父孙有元的生死故事是小说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在年轻的时候他不乏豪迈与强悍，曾在父亲失败之时力挽狂澜，在最危急的时刻背上母亲从容逃命。然而到了孙光林的时代，祖父已经是一个老而无用，寄居儿子家中的孤独者了。他在回忆往事中打发时光。他将他所有的智慧和狡诈用在与儿子孙广才的斗争中，以期在这个由暴躁、无情的儿子统治的家中获得生存。卑微的生酝酿了爆发式的死。因为老天没有按他预言的那样及时停雨，他指天而骂，在骂天之时他突然感到自己的灵魂飞出了身体，惊慌失措、异常悲哀，进而脸上出现了将死之人才有的神情。“孙有元死前的神态，和村里一头行将被宰的水牛极其相似。”他坚信灵魂飞走之后，长长久久地流泪，悲哀地宣布绝食求死。这让我们想起了《活着》中的福贵，在尝尽亲人离去的辛酸之后，福贵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不同的是，福贵是在一次次送走亲人之后通达无怨，孙有元则是在面对生命消亡时痛苦地挣扎。

　　死亡是人生的谢幕。在人生的舞台上，他们每个人似乎都竭尽全力地去表演自己的最后一幕，在走出人生出口之时，不忘用最后的力气为自己凄凉的一生做一个总结。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是幸福的，但是又没有一个在走向死亡之时是怀着对这个世界的厌弃的。他们宁愿选择在灰暗人生中苦苦挣扎也不愿选择从容赴死，结束苦难。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小说通过个体生命的成长、受难、死亡的图景展示，试图揭示生命本身的意义。余华不只一次地说过这样的话：活着为了活着本身。在另一部小说《活着》中，这种生命本身的顽强与崇高被更加具体地诠释了。正如《细雨》中所说：“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是那种愿为信念***的人，我是那样崇拜生命在我体内流淌的声音。除了生命本身，我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任何理由了。”

　　小说正是通过“细雨”、“呼喊”、“死亡”三个生命意象展开小说中的生命故事，再现过去那段特定辛酸历史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这三个意象概括了那几代人生存的环境、方式、归宿,展现了生命存在的真实过程。作家以生命体验表达了对生命的追问与思考的方式，但是它不同于80年代的小说，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开始引入了“救赎”，开始寻求生命在受苦之外的意义。在绝望的边缘处催生出希望，在冷漠中看到温情。在90年代，之后的两部长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这种救赎与温情得到更加具体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