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康有为大同理想评析

发布时间：2022-10-03 21:01 热度：

张开宏1，陈九如2
摘 要：本文历史论文介绍了中国近代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大同书》的具体内容，分析康有为《大同书》及其大同理想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康有为大同理想的历史、阶级和个人局限性，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大同理想对构建和谐世界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 键 词：康有为 大同书 大同社会

人类最伟大的梦想，莫过于建立一个繁荣、民主、文明、和谐的大同社会。中国近代历史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精心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大同世界，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无法找到实现人类大同的现实通途。研究康有为《大同书》及其大同理想，分析其中的积极意义和缺陷，对构建和谐世界和实现全人类幸福，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康有为与《大同书》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派的政治代表，中国近代戊戌变法著名领袖。康有为因“百日维新”一举成名，但他更会因《大同书》而永垂不朽于人类历史。“康有为高于同时代其他改良派人士的一个重要之处，还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同理想，写了一部秘不示人的《大同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社会进化问题的根本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最高社会理想。”[1]
《大同书》中的“大同” 一词, 是康有为取自《礼记• 礼运》的大同之说而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康有为认为,《礼运》大同说与《春秋》公羊三世说互为表里,《春秋》所传的太平世,即为《礼运》之大同世。康有为在阐发自己的大同思想时指出，人类社会须经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三个阶段，太平世就是大同社会，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 这个社会消灭了现实社会中人类的种种不平等和苦难, 人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3]。
二、《大同书》与大同理想
（一）《大同书》弘扬了“人类主义”精神。
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地球上的其它生物，成为地球之王，除了因为人类智高一筹，除了人类有强大的理性，更在于人类有最强烈的“同族延续”精神。翻开人类的百万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每一次“同族”范围的扩大，人类就会向前迈进一大步，而人类的幸福指数就会大为增添。从类人猿进化到母系氏族社会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人从动物性进化为人性的过程，人类在这一阶段的“同族”意识，其实和一般动物一样，是以最本能的母系血缘为纽带，只有自己亲生的，才属于某个“同族”的母系家族。当人类进入父系氏族公社后，人类的“同族”意识突破“亲生的”狭窄圄囹，扩大为家族。随着国家的建立，“同族”的范围扩大到“民族”，而随着宗教的发展，“同族”范围甚至突破了国界、地域、种族。但是，宗教是非科学的迷信，人类如果想真正实现“人类主义”，必须抛弃一切宗教思想，树立起人类大同主义理念，从而使人类的“同族”范围扩展到全人类。
（二）康有为《大同书》倡导人类社会一律平等的思想
《大同书》的闪光之处，在于康有为冲破封建等级思想的森严束缚，前瞻性地提出和设计了一个没有阶级、人人平等的人类大同社会。他梦想中的大同世界为:“当太平之世,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亦不以爵位为荣,所奖励者惟智秘仁而已。”[4]更为可贵的是，康有为大胆提出，大同世界应当实行社会自治制度，从制度层面上冲破封建社会的等级思想和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根源，他大声疾呼：“大同之世,全地皆为自治,官即民也，本无大小之分。”[4]256在康有为独创性的大同社会制度中，大同之世“无国、废兵”,无国家,无官吏，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不平等，他大胆提出：“举世界之人公营全世界之事，如以一家之父子兄弟，无有官也” [4]261。同时，康有为也客观地看到，大同之世“无刑罚,但有耻辱,人民无罪无刑”。康有为主张的全人类最理想的社会蓝图是:“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在康有为所遥望的未来，大同社会是稳定而有保障的社会,在这个美好的大同社会里,人人平等，人们生活和谐，丰衣足食,没有贫穷饥饿，远离苛捐重负，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三）康有为《大同书》倡导人类社会教育为本的思想
在康有为《大同书》中，突出体现的教育思想为：教育平等、重视胎教幼教、提倡养教并重、脑体德共同教育、提倡教育过程的系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等。在康有为看来，大同之世的前提和保证在于教育，没有公民充分的受教育，就没有大同社会的实现。特别是他积极强调教育当与实践结合,学当致用。对于未来的大同社会，康有为设想，随着科技发展,人类社会的分工将越来越细，大同社会的各类专业人才将越来越需要，学校里的专业也应该越开越广,所有专业都要专门学习和深入研究,都要有完备地专业教育作保障，这样才能持续推动科技的全面进步。因而,他天才地构想出各种专门学校要设在其研究对象之中,因地办教，因需办教，诸如农学院应该因地制宜地设在农田里、海洋学院要充分根据需要设在海边等。同时，结合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提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教育促科学发展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他“经世致用”思想意识。“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4]217
（四）康有为《大同书》主张建立全球统一的联合政府的思想
康有为大同思想最为闪光的地方，在于他天才地对人类未来的制度设计和组织管理构想。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提出了破除国界、建立全球统一的联合政府的构想,以实行天下为公,全球统一。康有为认为，国界进化、由分而合、全球统一、人类大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他既吸取了孔子的遗教,又借鉴了现代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创设一种新型的世界共同语,认为各国人民在学习其本国语言文字的同时,能够学会用世界语作为国际交流的工具。在康有为看来，人类统一的前提和条件是思想和文化的统一，人类通用语言是人类文化统一的媒介和体现，更是人类无障碍交流必要条件，他这种用世界共同语取代各民族语言的构思,天才地勾靳出世界国家和全体人类无障碍交流的和谐蓝图。康有为主张设立公议政府,根据一定的原则和程序，由各国选派议员组成公议会,并公推一人作为议长，“大同世界”就是由这个唯一的民主世界政府来民主统治。在康有为的大同世界里，不再承认语言分歧和国家边界,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种族差别，不存在家庭,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类处于恒久的和平与无尽的幸福之中。
三、康有为大同理想的局限性
康有为大同思想无疑是中国乃至全人类思想宝库中一朵奇葩，但由于历史、阶级和自身诸多方面的局限，其大同思想混乱驳杂、自相矛盾，以至流于空想。
（一）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康有为所处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所向无敌，帝国主义疯狂扩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积贫积弱，岌岌可危。100年前的人类，科学革命刚刚兴起，人类社会制度文明最高层次的实践，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更高层次的社会制度，只是存在于书斋和人们的空想之中。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无法找到任何物质环境和现实的土壤，所以，只能流于空想。
在康有为所处的时代，尚无基因科学知识的支撑，在《大同书》中，康有为一方面主张世界各民族平等，但另一方面却又提出了荒谬的种族同化统一理论。他认为是白种人是最优秀的人种、黄种人次之，而棕种人和黑种人却是劣等民族。人种具有优劣等级区别，是康有为的主观认识，并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撑。
（二）康有为大同思想的阶级局限性。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分析了因封建等级制所造成的人们的各种痛苦，批判封建君权夫权和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教条，但该书没有提出产生建压迫的真正根源。他把旧社会中所有阶层人们的痛苦罗列到一起，认为劳动人民遭受的各种痛苦，和富人、贵族甚至帝王所受的各种痛苦是一样的，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作为相同的“受苦”的人类，从而混淆了不同阶级的矛盾。他甚至认为“中国绝无阶级” [4]45，完全否认封建压迫是由于封建制度所造成的。
《大同书》虽然主张废除封建宗法制度，但同时却为封建宗法制度作了掩盖。在他看来，男女不平等除了是由于封建压迫所致，还在于妇女生来体质衰弱，男子“挟强凌弱”所造成的，这实际上掩盖了妇女受压迫的阶级原因。《大同书》虽然提出了妇女解放和婚姻自主的主张，但又认为这些问题只能在遥远将来解决。彰显了康为有阶级局限性。
（三）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个人局限性
康有为的《大同书》，运用了理想主义的生花妙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妙无比的人类理想社会的蓝图，康有为勇于直面现实社会的黑暗,揭露人类所受的种种苦痛, 酝酿多年，最终提出了大同社会的理想，代表了人类历史进步的潮流和人们向往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当然, 康有为无法摆脱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就象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伟人一样，康有为也无法逃脱其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他不可能有当今时代科学的世界观,他所构想的大同社会的基础是驳杂而矛盾的。因此,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也只能是空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参考文献：
[1] 刘健清，李振亚.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80.
[2] 礼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20.
[3] 李爱峰.论康有为大同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4)：69-71.
[4] 康有为.大同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6：275
[5] 谬慧贞.康有为《大同书》初探[J].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96，(3)：119-125.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