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格式要求韦拔群教育伦理思想

发布时间：2022-10-03 21:01 热度：

　　【论文摘要】韦拔群是中国早期农民运动三大领袖(毛泽东、彭湃、韦拔群)之一，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百色起义领导者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者之一。

　　【论文关键词】韦拔群,教育,伦理,

　　韦拔群(1894年—1932年)，曾用名韦秉吉、韦秉乾、韦萃。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人。壮族。韦拔群于1921年开始领导农民闹革命后，由于深受各族人民的敬爱，人们群众亲切地称他为“拔哥”。

　　韦拔群革命的一生始终体现其丰富的教育伦理思想，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其教育的道德原则;教育为革命斗争服务、教育要实行平等、教育方法要通俗易懂、批判封建迷信与弘扬民主革命思想是他的教育道德规范;针对敌人的反动宣传营造革命舆论教育人民是他的教育特色。

　　韦拔群革命的一生蕴藏丰富的教育伦理思想，少年时期他就开始思考教育的价值问题，参加革命后他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其教育伦理思想得以丰富与发展。

　　本文引自《》 杂志为中国出版集团主管，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主办，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中国艺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国家级权威艺术类核心期刊，中国期刊网、中国知网等全文收录。杂志为季刊，每季度第三个月份的18日出版。

　　一、追求公平正义是韦拔群教育的道德原则

　　韦拔群生于富裕的家庭，少年韦拔群不愁吃不愁穿，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社会的剥削和压迫现象深深地刺激了他，也把军阀、土豪、劣绅比作活阎王，发誓长大后一定要消灭他们。在宜州庆远中学读书时，他坚决反对封建等级礼教，带头反对给校长拜寿。他敬仰孙中山先生，思想上接受三民主义思想，当袁世凯称帝时，他组建军队上贵州讨伐袁世凯。在带兵过程中，他抵制军官虐待士兵被关押。担任军事指挥员后，从不搞特殊，颁布条例教育各级军官要与战士共同劳动、同度难关。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他和警卫员五天内分吃七个红薯。这些史实充分体现了他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目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人民要反对和消灭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二、韦拔群的教育规范

　　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的道德原则，他在实施教育过程中制定了许多教育规范，主要有如下四点：第一、教育为革命服务。这是由他所生活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韦拔群生活的年代是军阀混战的时代，人民被压迫和剥削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只有号召与带领人民进行革命，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才能解放自己。为了这目标，他多次在白帝岩(后改名为列宁岩)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民领导干部并把他们派到各地组建军队，从事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其教育要求的核心体现在白帝岩的农讲所的讲台上的一副对联中——快乐事业，莫如革命。他把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到的内容传授给农民干部，主要内容有《三民主义》、《中国史概要》和《各国革命史》等，每天的教学活动分为“三讲”、“两操”、“一劳动”，即：上午三节理论课、下午两节军事课和一节劳动课。特别强调学员练习武功、拿枪打仗，他常在军事训练中向学员示范。

　　可见，韦拔群在教育中强调教育为革命服务的特点。第二、教育要实行平等。在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韦拔群在重点培养农民干部的过程中还增设了妇女班，妇女班设识字课、算术、妇女解放、婚姻自主和男女平等的课程。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充分体现了他的教育要实行平等的道德要求。在东兰，瑶族人民不仅被反动的统治阶级所压迫，无形中受到反动思想污染的壮族部分人民也歧视瑶族同胞，韦拔群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坚决抵制这种不平等行为。他的妹妹曾因言语中歧视瑶族小孩，被韦拔群打了一顿。在革命过程中，他始终关心瑶族人民，首先解放他们，得到瑶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韦拔群把最底层的弱势人民群体放在第一位并给予关心和帮助正是平等思想的集中表现。他以自己的行动表现自己的教育平等思想和道德要求。第三、破除封建迷信弘扬民主主义思想。韦拔群对封建迷信极为反感，崇敬民主主义思想。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韦拔群的教育实践除了传授知识外，相当一部分是反对旧礼教、反对迷信、宣传民族解放、妇女解放的内容，从思想上对农民进行启蒙，破除在他们思想中残存的封建迷信思想，把农民从封建的族权、夫权和神权中解放出来，砸破宗法等级制度。从否定某一方面即是肯定另一方面的逻辑中可以说明韦拔群实际上是弘扬民主主义思想。最后、教育要通俗易懂。为了使农民干部更容易理解革命思想，韦拔群要求教员讲课要尽可能通俗易懂，让农民更快地接受革命思想。为了这一目标，他把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到的内容进行改编，用壮文自编教材，用农民更容易理解的方言进行讲课。革命斗争中他不忘时刻教育人民，也用最易懂的壮文形式表达革命思想，他的诗歌就很有特色，如：“出外干革命，莫要恋家庭。跟着共产党，做个好红军。为民为自己，事业真光荣。革命成功了，共享幸福年。”

　　三、韦拔群的教育特色

　　在革命年代，反动势力常用自己掌控的舆论工具营造一定的舆论构筑道德标准以愚化劳动人民，试图分化革命队伍，把我党和红军诬蔑为土匪是其常用的手段。1932年国民党反动刊物《军事月刊》曾刊载反动军阀廖磊在东兰的发言：大家知道韦匪拔群为祸东兰风山一带，已十余年。针锋相对，营造革命舆论，教育人民群众，坚定战士信念，是韦拔群教育的一大特色。在最艰苦的革命时期，韦拔群领导的右江红军实力处于明显劣势，如何躲避敌人以保存实力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但是，韦拔群不惜付出代价也要营造革命舆论，在教育人民群众的同时，更要揭穿敌人的阴谋，坚定战士和人民群众的必胜信念。韦拔群以诗歌的形式发出布告，“我们这个部队，原是人民武装。目的实行革命，打倒贪污豪强。拥护人民利益，是为本党主张。顽拒中和土劣，残暴胜过豺狼。烧杀掳掠剥削，谁不恨结心肠。为此开起义旗，要把反动灭光。希望劳动大众，大家参加戎行。消灭共同敌人，我们才见日光。如有觉悟民团，投诚就认为良。若能擒来首恶。定予立功授奖。现在贴出布告，群众切莫惊慌。”韦拔群的这一教育方式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但也是其一大特色。

　　韦拔群于1916年初在贵州加入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参加了护国运动。后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到黔军任参谋。在“五四运动”影响下，1920年离开黔军到广州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次年回东兰从事农民运动，先后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称农民自治会)和“国民自卫军”(后称农民自卫军)，指挥农军三打东兰县城，赶跑县知事和团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