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沈从文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国家级期刊发表

发布时间：2022-10-03 21:01 热度：

　　摘要：自由主义反对许多早期的主流政治架构，例如君权神授说、世袭制度和国教制度。自由主义的基本人权主张为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在许多国家，“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从原本的古典自由主义里脱离出来，主张政府应该借由抽取税赋以提供人们最小数量的物质福利。

　　关键词：沈从文,自由主义文学,胡适,新月派,

　　在法国大革命中较温和的资产阶级者也试图建立一个根基于自由概念上的政府。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1776年一书中则阐述了自由贸易原则。自由主义的西班牙语“Liberales”最早出现在1812年的西班牙，当时西班牙自由党用这个词来标榜他们促进立宪政府的决心。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主要是指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政治、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本文通过考察沈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审美追求、艺术实践与胡适、新月派诸作家理论主张的密切联系，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接受、发展与嬗变。

　　随着2O世纪中西文化深刻的交融与剧烈碰撞，尤其是大批留学欧美的学生回国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渐与本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实际环境相结合，在2O年代、3O年代形成了一股浩大的自由主义思潮，这股思潮首先集结在具有自由思想环境的北京大学。

　　本篇论文发表在《》 杂志系专业学术性刊物。发表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论文、读书札记和书评等。以刊登名家名作为主，适当选登新人新作。本刊自1979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办刊宗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注重史学理论，着眼于中国古代历史的重大学术问题，学风严谨，鼓励创新，向为学界所重视。

　　沈从文自述：“我是受‘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的。”这种“个人理想”是什么呢?“我当时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运动提出来的文学革命的理想。我深信这种文学理想对国家的贡献。”纵观沈从文半生文学道路与创作主张，他以乡下人的执着、诚笃与湖南人特有的蛮强，执拗的性格“紧紧抓着胡适提的文学革命这几个字”。

　　20年代初，沈从文在饥寒交迫中坚持文学道路与对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主张的信仰有密切联系。对于沈从文同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关系，夏志清有一段描述：

　　在他们的阵营中，论学问渊博的有胡适自己，论新诗才华的有徐志摩，可是在小说方面，除了凌叔华外，就再没有什么出色的人才堪与创造社的作家抗衡了。他们对沈从文感兴趣的原因，不但因为他文笔流畅，最重要的还是他那种天生的保守性和对旧中国不移的信心。

　　……他们觉得，这种保守主义跟他们倡导的批评的自由主义一样，对当时激进的革命气氛，会发生拨乱反正的作用。他们对于沈从文的信心没有自费，因为胡适后来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政治活动，徐志摩于一九三一年撞机身亡，而陈源退隐文坛——只剩下了沈从文一个人，卓然而立，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

　　1944年，沈从文写信请远在国外的胡适为他的小说译文集作序，提到“这本书内各篇能产生与读者见面，得力于志摩、通伯、西林、金甫、徽音、叔华、宰平诸先生鼓励甚多，关系更大的还是先生”。”还回顾，胡适于1929年给了仅仅小学文化的他在中国公学一个教职，“这个大胆的尝试，也可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友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文学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

　　在湘西生活中，沈从文对官吏的愚昧与残暴深恶痛绝，厌弃权力的威压与官僚的腐败。为了贯彻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张，他在《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中认为，“文学观既离不开读书人，所以文学运动的重建，一定还得由学校培养，学校奠基，学校着手”。可见沈对教育的重视。不同点在于胡适将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改革运动作为政治改革的基础;而沈从文将文学作为塑造品德，提升生命境界的终极追求。创作方面，沈从文在《水云》中自述自己是一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

　　对“革命文学”论争与左翼文学颇有微辞，认为“文学方向的自由，正如职业的选择自由一样，在任何拘束里我都觉得无从忍受”，“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有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这支笔”。一㈣并且，“我不是宜于经营何种投机取巧的人，也不能成为某种主义下的信徒。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先驱者，提倡实写社会情状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五四”启蒙者一道把作家的视野由政治、道统拉向人间社会，在增强了新文学的现实性的同时也增强了作为新文学一翼的自由主义文学的平民性。胡适对沈从文早年乡土题材的创作给予了许多奖掖与提携，极力提倡活的文学，致力于语言文体的改革，为新文学包括自由主义文学提供了新的载体、新的表达方式。

　　沈从文在40年代的纪念文章以至80年代在吉酋大学的讲话中，深情怀念蔡元培先生主持的北京大学不拘学术见解与政治派别，不拘学历层次与身份，广泛聘用各科学者，营造自由创新的活泼学风。尤其是“北大对学生也开门，我个人认识，这影响很大”嘲北大学者兼容并包的恢弘气度与独立自由的精神氛围潜移默化影响了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大批五四学子的思想与气质，对形成他们自由宽容的思想气质有着良好影响。

　　沈从文是否属于新月派的一个坚定成员，尚存争议，然而考察他的理论主张，可以看出与新月诸作家文学思想上的内在渊源。“徐志摩在1924年或1925年初邀请沈从文参加新月社(1923年成立)的读诗会。后来在闻一多的家里，沈从文听过朱湘、刘梦苇、孙大雨和饶孟侃读诗。至少到1925年——1926年，沈从文才成为新月文学舞台的一部分。”沈从文二十年代初刚到北京踏上文学之路，受到了胡适、徐志摩、林宰平等人的奖掖与支持，是“太太的客厅”与“教授的客厅”诗歌朗诵会的常客。早年的文学观念明显受欧美自由派文人的影响。例如，新月派文艺的整体倾向为强调“人性”，有浓重的人本主义色彩;追求文学艺术自身的“纯正”与“尊严”，强调文艺就是文艺，而不是文艺以外的其它功利性的手段或工具。

　　梁实秋反复强调文学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陛、亦止于人陛”。啭人朱湘也表达过文学的本质是一成不变、万古长青的人性，指出古代文学之所以感动读者，正因为“它们能把永恒的人性一相或多相”。陈梦家在五十年代关于人性的讨论中指出，“古今伟大的文艺作品，往往表现人性的庄严”，文学“表现几百年或上千年以前的人情之所常”。沈从文声言：文学“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同处多差别处少’的共同人性作为原则”。

　　新月作家广为使用的一个概念一一理性。梁实秋认为他们的文学注重的就是“健康”，而“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现畸形的现象，做到这个地步，必须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显然新月这里的“理性”不是偏重于认识论的，不是近代科学所体现出来的求实精神和怀疑意识，而是具有伦理学意义的所指，即一种伦理的标准与规则，也即新月人性论中健康、常态、合理的人性内涵。沈从文谈到小说《边城》时说他要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要在作品中“求妥帖”，“求恰当”。“可见两者有着内在的暗合。

　　对文学的自律性、自足性的强调，对文学审美特性这一存在根基问题的重视是新月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最集中的体现是既反对文学成为政治附庸的：工具论义反对文学商业化倾向。徐志摩《“新月”的态度》一文中标举的两大原则之一“尊严”，其实就是指文学独立于政治和商业之外的自由意识。

　　沈从文四十年代有过总结，他认为1927年后“全国文学运动，便不免失去了它应有的自由独立性，这方面不受‘商业支配’那方面必成为‘政治附庸’，而在1929年左右，“新文学又起始被政治看中，企图用它做工具，在野的则当武器，在朝的则当点缀物”。沈从文一贯反对将文艺纯粹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主张“作家要救社会还得先设法自救。自救之道第一别学别人空喊口号，作应声虫;第一二别把强权作真理，作磕头虫”他强调作家的真信仰是自己的理想人性，即使是创作有关政治内容的作品，也必须经过艺术过渡的含审美层次的意义。沈从文企图远离政治是不现实的，但他以道德启发民智的思想是极为真诚的。

　　他具有以审美的态度来探索社会、透视人生、认知生命、瞩目人类远景的文化视野和心态，他藉以自觉的改造社会观念和习俗风尚，希望以文化和文学唤醒民众的觉醒，使他们从堕落、腐蚀、虚伪、怯懦中解放出来，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人性自由和伦理道德的最终觉悟。沈从文将作家的写作心态归纳为三种状态：

　　1.作品无需普通读者来证实，写作是作家生命的自娱与灵魂的白赎，是活下去的永生愿望;

　　2.作品取悦读者lE味，中和调节个人感情;3.作品追逐时代风气，因缘时会，作伪售巧，毫无个人热诚和兴趣。对此，沈从文并未偏激地一概肯定或否定，他的态度是宽容而自由的，认为理论家对待上述三种不同写作态度的相应策略是：1.政治上不过分管制，更不存心摧毁它，以较大宽容任其发展;2.鼓励提高口味;

　　3.“官民合作”，任其发展，各有所得。最后，沈从文认为理论家的成就如何，从气质判断：“具有哲学家与诗人情绪的比带有政客或文学教授口吻的要好”。沈从文认为某种文艺政策的制定应该根据乒体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空间，取宽容、自由态度，尊重文艺的本体价值与内在发展规律，就这一点而言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沈从文的作品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不仅在于奉献了一个有着独特的地域风光、民族风情与人性内涵的“湘西世界”，而且还在于承续五四以来尊重文学审美趣味，探索民族品德重建的文化思路，从而使文学成为凝聚民族精神，弘扬人性价值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