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阅读资源无限、应有尽有,可“读屏”时的图文链接干扰和快餐式填鸭,却让人再也难以悉心品味“读书”时细嚼慢咽的那种隽永的诗意和艺术内视的彼岸性。“
4006-054-001 立即咨询发布时间:2022-10-03 21:01 热度:
网上阅读资源无限、应有尽有,可“读屏”时的图文链接干扰和快餐式填鸭,却让人再也难以悉心品味“读书”时细嚼慢咽的那种隽永的诗意和艺术内视的彼岸性。“比特”对“原子”的阻隔,很难让欣赏者获得文本个性的亲和力,去体察作品“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和“艺术里的精神”(康定斯基)。
在互联网触角延伸、无远弗届的今天,对数字化技术进行价值阐释,需要的不再是单纯的媒介认知,也不限于技术功能的效益省察,还需要有人文价值理性的意义阐释。探询数字化的哲学局限与美学悖论,旨在破除数字化技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遮蔽,将电子媒介革命的现象学诠释作为体认和建设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的思维平台和实践前沿,让网络技术的文化命意不断创生与人的精神向度同构的意义隐喻,使其成为人类“澄明的精神在大地行走”的一种生命安顿方式,以求达成高技术与高人文的协调与统一。
一、数字技术的哲学局限
数字化技术显在的技术优势与潜在的哲学局限构成其同时并存的两极。这种哲学局限首先表现为数字标准化对事物个性意义体认的限制。数字化“比特”对信息的编码与解码、检测与传输是静态的、标准化的,它可能乃至必然抹煞事物背后的内在差异性,消弭视域内所有知识、技能、规则、标准、程度的个性特征。
对本原性事物作技术化削足适履,有利于对象的量化处理和规范传输,甚至带来创造性转换和功能的提升,但同时也是对事物潜蕴意义的漠视和背离。例如,正如专家所言“比特不可能测试出组织的功效、文化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它揭示出的只是事件—关系—信息的一个新维度而已。[1](P8)例如,网络交友的方便快捷,让有情人“e网情深”,然而却难以获得对象个性和人品的真正体认,虚拟的网恋甚至可能使真正的有情人失去幸福。网上写作态情快意、发表自由,让无名者体验到“我也可以当作家”的快感,但降低“作家”的门槛、消除发表作品的限制后,创作成了电子符号的标准化生产,“作家”的速成与速朽、作品的速生与速亡却是互联网本身所无法逆料也无以评判的。
所以,在数字化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们仍然需要警惕哈贝马斯曾经忠告的:“技术已经使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得以合法化”,他说:“在科学技术发展的阶段上,生产力似乎进入了一种与生产关系的新的组合关系。现在,它们己不再为政治启蒙的利益而充当对流行合法性进行批判的基础,相反却成了合法性的基础。”[2](P84)
数字化的哲学局限还表现为数字的平面化对事物深度认知复杂性的限制。数字化信息处理是在失去时间深度的虚拟平面空间和思维外化的平面网络体中完成的,比特所模拟或虚拟的景象及其所简化的真理性,无论如何无法充分表征或完全替代本原事物,因为原初物本体的丰富性、自然性征的复杂性和动态的生长性与变异性,一定是超越比特仿真和数字模拟的。
特别是诸如物理属性、真理认知、生命现象、心理活动、情感体验、神情变化等非表象因素,更是难以用数字化进行简单比量和仿拟的。即使是人类的基因图谱也只能是对生命的技术抽象和模型简化,真正的生命形态远比基因图谱复杂而多变;克隆的生命与自然生育之间不仅存在血缘人伦的矛盾,还存在生命孕育的自然性和生命过程社会性的双重落差。
数字化生成机制在虚拟中实施循环逻辑,将对象的复杂个性转化为程序设定的类象(simulacrum)信息,原初事物的复杂意义和多样特征被规范化和标准化过滤得井井有条,不仅事物复杂性问题被简单化处理和技术性遗忘,程序本身的意义、价值与合理性也将被忽视。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化带来的是三重平面化:一是载体仿拟的平面化,即网络在线(online)没有时间的绵延只有空间聚合,把物理的时间转化为虚拟的空间,把历史的深度转换为此刻的“在场”,把立体的实存物转化为平面化机器仿拟品,用虚拟真实(vertual reality)替代客观实存,这种载体仿拟的平面化带来的不仅有信息处理时的形态改变,还有媒体过滤中的意义丢失和精神深度削平。
二是思维的平面化,正如同普遍使用文字符号的指涉功能(能指与所指)使人们逐渐淡忘了直面事物的亲历感一样,普遍使用数字化“万维网”(www)会使人失去躬行生活时的反思性和思维的深度——当人们以网络的超常记忆体逐渐取代大脑记忆体时,人的思维就将逐渐趋于平面化,降低大脑记忆体在人类理解过程中的作用,就如同有了电话号码本就无需强制记忆一个个电话号码,电子媒介(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网络聊天、QQ对话、手机短信)交往失去握手、拥抱时亲切的深度体验感一样。
哈贝马斯曾说:“无论如何,技术可以这样来解释:人类掌握了原本就植根于人类有机体中的目的—合理的活动的行为系统的基本要素,并把它们一个一个地透射到技术手段的平台上,从而使他自身能够从相应的功能上解脱开来。”[2](P87)不过哈贝马斯也许没有看到,这种“解脱”同时也会造成技术与精神游离,或生命原点复杂性的平面性简化。三是超文本的平面化。网络文本的最大特色就是其超文本(hypertext)结构形态,整个互联网就是一个由“万维网”(www)构成的数字化超文本。
这一超文本话语里的语词、陈述、判断,随着体系本身链接和互动的扩张而倾向于在该体系内部自足地协同与印证,并且从体系所包含的其他词语、陈述、判断那里获得最终注解。在这一过程中,复杂的表象被简单化为数码类象,同时又将简单元素的复杂链接突现为平面化仿像,正如同无数简单神经元的复杂连接突显出思维现象一样。结果,超文本机智地复制了平面化的物象表征,却挤出了漫浸于物象中的精神水分,以至于一些超文本小说流于智力游戏和技术时尚表演。
还有数字的知识化对意志自由的限制。“技术(包括‘网络技术’)导源于‘求知意志’(the will to know),人文精神导源于‘意志’的自由。因此在技术的时代(即以技术进步为主导的时代),人容易沦为‘求知意志’的奴隶;而在信仰的时代,人的自由意志被‘无知’所蒙蔽。”[3](P177)人类求知意志发明的数字化技术提升了知识的价值,甚至诱发“网络为王”的知识崇拜,却又限制了支撑“求知”的意志自由。
按照康德的观点,思想为知性提供“意义”,理解则为感性提供“知识”,而互联网的接入和运用主要是基于“知识”——技术知识,而不是“意义”,是出于求知知识,而不是求知意志;不仅不是意志对意义的探寻,还可能导致人们对于意义求知的束缚——因为意义是价值层面的东西,知识则是客观认知的对象,数字化是知识性的工具载体和技术手段,它的炫目与神奇吸引的是求知者的眼球,却遮蔽了知识背后意义的光彩和对价值的意志追求。在互联网上,我们获得的是“知识”,而我们的头脑总是试图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意义”。
我们生活的意义之所以必须要从我们自己的头脑里得来,根本原因在于生活的意义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可能被领悟。知识是外在的东西,而意义是内在价值的体认,“意义”的意义在于它从来就不是一种可以置体认主体为度外的“知识”,而在于它是一种情感的投入,一种理性的沉思,一种意志的洞见,一种入乎其内的价值关怀,这不是靠知识(如数字化知识)的占有所能决定的。计算机及其网络知识对意义体认主体来说是外在的、非中心化的、非价值主体的,它与意义之间还隔着一条数字化鸿沟,人的求知意志需要迈过这条鸿沟并且把“鸿沟”变作“桥梁”才能真正求知其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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