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论技术研究

发布时间：2022-10-03 21:00 热度：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向技术的转向形成了社会建构技术的崭新研究方法和研究观点。它一方面突破了技术发展的线性模式，转而强调技术形成的多向性、非线性特征;另一方面，它主张技术成功不单纯是技术本身创新的成功，更是依赖于技术系统的成功。文章表明，社会建构论能够运用于技术研究领域，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对称性原则能够有效地向技术研究扩展。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为技术研究(technology studies)提供了契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巴斯大学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迅速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新思潮。与此前科学社会学的默顿学派不同的是，它不再单纯关注“科学家的社会学”，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强烈主张“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女性主义、激进生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道，构成了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思潮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科学知识社会学一直没有涉及技术研究领域，它更多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然而，进人20世纪80年代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纲领的日益成熟，以平奇(Pinch)为代表的一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开始尝试将研究领域从科学知识扩展到科技政策、技术知识等领域，于是，他们的研究注意力从科学转向技术。与此同时，在技术研究领域，以技术史家康斯坦特(Constant)、技术社会学家休斯(Hughes)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讨论技术史案例的时候，尝试引人新的方法、新的理念和新的观点，这促使了他们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合作。在上述两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社会建构论向技术的转向。

　　这一转向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开启了技术研究的新视野。比如，在技术哲学家的心目中，技术知识的具体内容、社会影响是哲学家考察的重点，技术知识的产生和形成一直被看作是一个黑箱，黑箱的内容和行为被假定为常识。哲学家芒德福(Mumford )、埃吕尔(Ellul)和海德格尔(Heidegger)批判性地考察了技术在技术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现代技术社会的基本约定和基本规划，但是，他们都未能系统探讨技术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如今，在社会建构论的影响下，这一局面有了很大改观。技术知识的产生和形成不再是无人研究的空白，也不再是一个黑箱。社会建构论者要“打开历史和当代技术的‘黑箱’，看一看里面有什么东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不再采用技术哲学家的抽象思辨方法，转而偏重经验研究，试图用丰富、细致的技术史研究取代思辨的空泛概念。他们密切联系技术史案例，详尽考察当代研发实验室，高度关切保存过去研发成就的记录档案，希望通过仔细考察真正技术及其历史的内部工作方式，看一看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

　　研究思路的变化带来了技术研究领域一系列观点和理论的创新。

　　一、技术的多向发展观

　　在当代人的心目中，技术的历史是成功的历史，是一系列辉煌技术成功的编年史。“整个技术发展的历史都沿着有序或理性的道路，似乎今天的世界是所有过去技术发展的确定目标。从历史的开端开始，技术有意识地导向这一目标。”这是一种线性的解释，是一直以来技术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观点。如今，在社会建构技术的思潮中，新的科学观将技术形成看作是多向性的过程，传统的“线性进步观”遭遇到挑战。

　　盒式磁带录像机(VCR)的发展是体现技术发展多向性的典型案例。fsl在技术史的发展历史上，盒式磁带录像机是录像机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日本胜利公司(JVC)推出的VHS制式盒式磁带录像机，是新的录像机时代的重要标志。按照线性理解，只有VHS制式盒式磁带录像机能够载人历史。如今，社会建构论者改变了这一看法。他们深人到技术发展的历史语境后，发现这种技术观过于简单，它忽略了技术发展的其他重要方向，难以符合技术史发展的真实过程。录像机的历史发展不是单向的线性过程，而是多向的过程。VHS录像机不是惟一开拓者，索尼Bet~也是开拓者，它虽然在竞争中失败，但是，它在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是理解录像机历史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单纯从技术上讲，第一个在盒式磁带录像机历史上实现技术创新的，不是日本胜利公司，而是索尼公司。1970年，索尼公司率先制订了盒式磁带录像机的U一标准，在竞争中占据了领先位置。继而，索尼公司试图将公司U一标准制式当作工业标准，只是在JVC、松下公司的反对下，索尼公司未能成功。1975年，索尼第一个推出了自己的Bet~制式盒式磁带录像机，在竞争中先行一步。在索尼公司之后，日本胜利公司(JVC)才推出了VHS制式VCR。比较一下索尼公司的Betamax和胜利公司的VHS制式盒式磁带录像机，可以看到索尼公司的产品占据先行之利，而且它的图象质量较高，磁带盒较小，在综合技术性能上更为优越。相比而言，日本胜利公司产品的惟一突出特色是录像时间较长，具备2小时的记录能力。

　　索尼公司技术上的领先和技术上的先行优势没有能够带来产业上的成功，反而在竞争中失败。应当说，它的失败不是技术的失败，而是在网络建构中的失败，索尼公司未能将Betamax制式确立为VCR标准。与此对照的是，JVC建构了庞大的网络，成功将VHS制式变为标准。它将日立、夏普、三菱电气、松下、三洋和NEC纳人到自己产品的网络中，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全球网络:Zenith, GE(通用)、Mag-navox,Sylvania等原来靠拢$etamax的公司后来也决定采用VHS制式。JVC充分利用了自己定价较低，录像时间较长的特点，通过有效建构全球网络在竞争中取得成功。

　　Betamax制式与VHS制式录像机竞争的技术案例表明，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多向的过程，多个类似的技术都有可能成功。技术上的优势不是成功的代名词。在多条技术线路并存的情况下，成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最终的成功取决于能否有效建立网络。再好的技术，要是未能有效构建网络，都不可能走向成功。在这层意义上，社会网络的有效运作不应当看作是技术创新的外部因素，而是技术创新的内在因素。

　　社会因素被看作是技术创新的内部因素，这是社会建构论的一个新的认识。人们习惯把技术创新的成功理解为技术的创新，把社会因素看作是促进或者阻碍技术创新的外部因素。社会建构论者的研究突破了这一认识，主张社会因素不是可有可无，不是可强可弱，而是不可或缺，是技术创新得以实现的根本内在条件。在多种技术路线并存的情况下，社会因素至关重要。不论JVC还是索尼盒式磁带录像机，哪一个取得成功都是正常的。在两条并存的技术路线竞争情况下，JVC的VHS制式有效地利用网络，将网络这一社会因素作为技术创新的内在要素，实现了最后的胜利。索尼I3eta-max制式盒式磁带录像机初期的综合技术性能更优越，但是它未能有效运用网络，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一事实表明，谁能够有效运用网络等社会因素，将社会因素作为竞争的内在祛码，就更有可能成功。

　　二、技术的成功取决于技术系统的成功

　　社会因素构成技术创新的内在变量，它揭示出，技术发展远非技术自身决定，而是在多向的进程中，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得以发展。在技术研究领域，它是具有挑战性的技术观。过去，技术决定论占据着关键性的位置。它把技术看作是自变量，把社会看作是因变量。技术是自主决定的，技术能自我增长、自我扩张，技术进步是不可逆的。“技术的自身内在需要是决定性的。技术已经成为自我存在、自我充足的现实，并有自己的特殊法则和自己的决定论。”困例如，计算机的不断改进遵循着一种内在的逻辑。在一个似乎事先预定的序列中，“每一代”更先进的计算技术都导向下一代。社会建构论者认为，技术成功绝非仅仅依靠其自身逻辑的发展，而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实现。他们认为，对技术的理解，不是在抽象的思辨中达到，而是在具体考察技术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发现。“与其使用像技术决定论或者技术至上这样的宽泛概念，不如精确地探讨技术变化的动力学。与其试图通过像技术领域或者技术动力的轨道之类的不严格概念解释事件，不如密切关注人工产品和各种处在讨论中的技术知识，以及影响技术的发展的社会行动者。

　　社会因素构成技术创新的内在变量，最明显地体现在休斯的“技术系统”概念上。按照技术史家休斯的理解，技术发展不仅是技术本身的成功，更是有赖于“技术系统”的成功。先进的技术、聪明的发明家，只是技术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只有先进技术和聪明发明家，缺乏相应的社会系统要素，这是一个不完善的技术系统，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技术系统。在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中，“发明家、工业科学家、工程师、经理、金融家和工人，他们不是构成技术的人工产品，而是系统的组成部分。只有真正把技术因素与社会、经济、政治因素有效地组合起来，把这些因素结合成一个综合系统，它才能够有效同其他技术系统竞争，进而取得成功。反过来，技术系统的成功又是下一步技术创新的前提和条件。

　　爱迪生电灯丝的案例是体现“技术系统”重要性的典型众所周知，爱迪生的电灯丝无疑是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是人类进人到光明时代的标志。事实上，按照休斯的研究，这一成功不单是技术的成功，更是技术系统成功的标准范例。从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爱迪生不是电灯的惟一发明者。从19世纪40年代末开始，英国工程师斯旺(J . Swan)开始研究电灯，在经过近30年的努力后，最终找到了适于做灯丝的碳丝，并于1878年12月18日试制成功第一只白炽电灯泡。有关斯旺的实验报道在美国发表之后曾给爱迪生以直接的帮助。但是，斯旺比爱迪生起步要早，发明要早，却没有像爱迪生那样站在成功者的舞台上。除开斯旺资金没有爱迪生雄厚，缺少技术力量强大的爱迪生实验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像爱迪生那样注意到，发电站和输电网等配套工程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爱迪生电灯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用电灯系统替代了煤气灯系统。当时的欧美照明业，煤气灯系统处于控制地位。它有着许多缺点，比如，煤气灯经常由于浑浊的灯罩而变得暗淡不堪;煤气灯随风摇曳，有些晃眼;煤气灯发出大量令人头痛的热量。尽管存在这些缺陷，它毕竟是当时最广泛采用的照明系统。电灯照明想要在欧美照明业获得成功，就必须建立一个不同于煤气灯系统的新系统。而且，新的照明系统必须比原有系统在技术上更先进、价格上更低廉，否则只有失败。这就是当时爱迪生面临的真实情况。

　　为了电灯的成功运用，爱迪生必须研制一个电力系统。为此，爱迪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直流发电站，研制了发电机、稳压器、开关、接线盒、绝缘带和保险丝等一系列配件，保证了电灯设备能够配套使用。为了符合纽约市煤气公司管理法的规定，1880年12月17日，爱迪生成立了纽约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为了降低灯泡生产成本，爱迪生做出了很大努力。从第一批灯泡每只生产成本1. 25美元降到第四年每只生产成本37美分，最终降到每只22美分，低于同煤气灯系统竞争的每只40美分的底限。所有这些条件的总和—技术系统成为爱迪生成功的关键。技术工程因素(电灯丝的发明)、经济因素(在价格上与煤气系统竞争)和政治因素(有关电力供应发展的法律框架)的结合，构成了电灯和电力系统。

　　比较一下斯旺和爱迪生，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差别不在于是否发明了电灯丝，而是在于是否建立一个有效的技术系统。斯旺未能成功的例子表明，单纯的技术是不可能与系统相竞争的，只有系统才能与系统相竞争。爱迪生成功的例子揭示出，技术系统的成功才是真正意义的成功。只有当电灯系统具备与煤气灯系统竞争的实力和能力的时候，电灯的发明才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发明。由此，技术并不是成功的代名词。单纯的技术并不能够导致成功。技术的成功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技术系统的成功。只有在充分考虑其他社会因素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有效的技术系统，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才能够成为可能。

　　三、社会建构论向技术研究的扩展及其质疑

　　在技术研究领域能否运用社会建构论方法，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原有的社会建构论原则能否在技术研究领域适用。比如，对称性是社会建构论的一条重要原则。强纲领的对称性原则强调，“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解释风格上应当是对称的。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正确的信仰，也可以解释错误的信仰。换句话说，用来解释科学“真理”的原因同样可以解释科学“错误”。那么，在技术研究领域，技术失败真的能够与技术成功具有同等的认识论价值?这是社会建构论的一个突破点，也是遭遇最多怀疑和质疑的一点。在社会建构论那里，失败的意义是重要的，它被赋予与成功同等的认识论地位。在传统的技术研究领域，错误和失败根本就不可能在技术的编年史上出现，它们不被看作是发展链条中的一环。争论由此而起。

　　技术哲学家温纳认为，技术产品所具有的政治性，使得对称性原则强调的中立立场成为空想。他引用了“摩西桥”案例。摩西桥指的是纽约著名规划者—罗伯特·摩西设计建造的纽约长岛高速公路上的天桥。在通向纽约的度假胜地—琼斯海滩的高速公路上，摩西修建了两百多座天桥。这些天桥的高度相当贴近地面，只有9英尺高，以至于公共汽车无法从它下面通过。按照摩西的传记作者卡罗(faro)的观点，它反映了摩西的社会阶级偏见和种族偏见，反映了摩西希望把纽约不同的社会阶级和种族分离开来的愿望:黑人和穷人往往没有小汽车，他们想要到类似琼斯海滩之类的地方，必须乘坐公共汽车。但是，桥的高度只有9英尺高，只有小汽车能够通过，12英尺高的公共汽车无法通过。黑人和低收人群体只能望“桥”兴叹，上层和中产阶级拥有自己的小汽车，能够自由使用天桥，尽情享受海滩。在这里，天桥的高度成为城市建筑中不平等的政治陈述，黑人和穷人由于12英尺高的公共汽车无法通过天桥而无法享受海滩。不仅如此，天桥建成以后，它变成了永久性的有形基础设施，长久固化下来，成为纽约不平等政治的一道社会风景。

　　按照温纳的观点，不同社会群体利益使得中立难以实现。摩西利用自己掌握的建筑和市政资源，偏向于照顾自己群体(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同时排斥其他社会群体(黑人和低收人群体)的利益，造成技术选择中明显的政治偏见。所谓的中立立场只能导致不公，成为强势群体政治偏见合理化的理论依据。可以设想，摩西可以高兴地用中立立场为自己的政治偏见辩护:似乎他相信的是平等权利，实质却是利益的代名词。

　　温纳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立立场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成立?按照社会建构论者伍尔加的解释，中立立场的价值只是在解释的结果形成之前，而不是解释的结果形成之后。比如，摩西桥可能存在多种解释，除开温纳的解释之外，还有可能存在其它解释，比如“技术人工产品是中立的”。在多重解释中，我们不应当预先假定结论。我们致力的目标不是预先设定哪一个解释，而是研究:什么让一个文本(技术)解释比其它解释更加有说服力?在这类问题的研究中，中立立场是必要的，它有助于在确定技术具有政治性的解释结果之前，把握解释的不同版本，了解除了“技术具有政治性”的观点之外还存在其他解释。由此，伍尔加认为，我们不应当预先假定结论。不论结论如何确凿，无论结论如何具有政治性，在解释的过程中，在不同版本的选择中，中立立场是必要的。如果把温纳的观点看作是多个有待解释版本中的一个，看作是其中的一个版本，那么对称性原则仍然能够运用于技术研究领域。

　　结语

　　伴随着社会建构论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向，“社会建构技术”的新技术观挑战了原有技术观，并遭遇到原有技术哲学家的反驳和质疑。一方面，它突破了技术线性发展观和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强调技术发展的多元性，并且把“社会”看作是技术发展的内在因素。有关“技术系统”概念的案例研究揭示出，技术创新不单是技术的成功，更是依赖于技术系统的成功。另一方面，新的研究进路遭遇到大量的反驳。这些反驳和质疑有助于在更为清晰和更为限定的意义上使用社会建构论方法，更能够促进它在技术研究领域的推广和普遍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