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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红楼梦》在日本的情况

昭和时期的日本也出现“红迷”。大高巌(1905-1971)非常喜爱《红楼梦》,昭和二年至七年在中国期间,陆续写了一些关于《红楼梦》的评论文章刊载于大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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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红楼梦》在日本的情况

发布时间:2022-10-03 21:00 热度:

浅论《红楼梦》在日本的情况

  摘 要:昭和时期的日本也出现“红迷”。大高巌(1905-1971)非常喜爱《红楼梦》,昭和二年至七年在中国期间,陆续写了一些关于《红楼梦》的评论文章刊载于大连的《满蒙》(中国文化协会机关志)杂志上。昭和三十七年,编写了《红楼梦研究》一书,该书限定油印出版五十册,可以说是日本第一部《红楼梦》研究的专着。大高巌去世后,他的遗稿集《红迷——某中国文学者的青春》被出版。

  关键词: 《红楼梦》,日本传播,日本红学

  Abstract: Cao Xue-qin’s great work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as taken to Japan in 1793 by “The Ship of NanJing” through the port of Nagasaki. This paper offer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reading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during the Meiji, Taisyo and Syowa periods.

  Key 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cceptance and popularity; Redology in Japan

  一、明治前的《红楼梦》

  宽政五年(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冬,《红楼梦》由长崎港进入日本。当时在长崎广泛从事商业贸易的村上家的一本名为“发货账本”[1]的古文书中,记载了该年11月3日从乍浦出航,12月9日进入长崎港的南京船(船主王开泰)带来书籍目录,其中有“红楼梦 九部十八套”的记录。该目录中只有“红楼梦”字样,版本尚不明确。但从船的出航地和发行的部数来看,可推测该书是苏州版的《绣像红楼梦全传》。嘉庆八年(1803年),引进的“唐本”及汉书目录中,也有“绣像红楼梦全传 二部各四套”的记载,旁边标注“右见用として唐方へ”的双行注释。“唐方”指“唐通事”,用以称呼当时的翻译及随船人员。当时在日本,想成为通事首先要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白话长篇小说作为语言教材进行学习。刚开始,《红楼梦》只被作为自习教材使用,“见用”就是“供阅读使用”之意。同年的舶来书目中,还有“绣像红楼梦 二部二套” [2]的记录。日本红学学者伊藤漱平认为该书是东观阁在江南(南京)重新翻刻的本衙藏本。这部书同样也有“见用として林甚八郎に相渡す”的注释(林甚八郎是当时的唐通事。[3]这些舶来书目至今仍保留在日本长崎县立图书馆、长崎县立博物馆、东京宫内厅书陵部和内阁文库中。

  关于明治以前《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情况,文献上的追溯显得异常困难。唯一的文献是幕府末期,日本文人画家田能村竹田(1977-1835)的随笔《屠赤琐琐录》卷三“记述红楼梦”中的关于“川(穿)堂”“影壁”两种建筑构造的叙述。

  《红楼梦》对明治前日本文学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曲亭马琴的作品中。他的代表作《南总理见八犬传》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子。《八犬传》中兼具仁、义、礼、智、忠、信、孝、悌等封建道德的八犬士诞生的构思,与《水浒传》故事的开端有很多相同点。而每个义士出生时身上都有一颗灵珠的构思也很可能是从《红楼梦》中宝玉口含玉降生得到的启示。日本学者细川晴子指出:《曲亭藏书目录》(东洋文库藏书本)中有“红楼梦 四帙二十四卷”[4]的记录。细川在她的《马琴与红楼梦》中指出:天保七年,曲亭马琴为了写人情小说《此花新书》从伊势松阪的友人小津桂窗那里借得《红楼梦》。天保十年,他构思的另一部作品《宿世结弥生雏草》无论从时间还是从题名看,很明显是得到神瑛侍者(贾宝玉)和绛珠草(林黛玉)投胎转世姻缘说的启示。曲亭马琴在《朝夷巡岛记》的书评《犬夷评判记》中以《红楼梦》第一回五言绝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为画赞;然而,也许他并没理解曹雪芹所谓的“一把辛酸泪”的真正含义。

  二、 明治维新后的《红楼梦》

  明治十年(1877年),东京外国语学校把《红楼梦》定为语言教材。明治六年六月,该校教师花费数年时间为《红楼梦》袖珍版一百二十回标注发音和注释。《红楼梦》的教材化,扩大了《红楼梦》在日本的知名度。然而这一时期的汉学家们,大都重视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字及诗词曲赋的研究,《红楼梦》不是作为小说被重视而仅仅只是语言教材。《红楼梦》研究论文也为数不多。[5]

  明治时期,日本出现了第一个红迷——幕末前上州高崎藩藩主大河内辉声(号桂阁,1848—1882)。他与当时驻日公使何如璋、黄遵宪(当时的参赞,书记官)的笔谈收录在《笔话》一书中。

  明治十一年九月六日,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6]为题的笔谈中,黄遵宪写道:“《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其妙也。”又写道:“论其文章,宜与左、国、史、汉并妙”对《红楼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黄遵宪的话,激起了大河内辉声对《红楼梦》的兴趣,他从清朝公使馆员手中借到此书,不仅通读完毕,还为其加训断句,请使馆人员为其加注准备出版。但遗憾的是他35岁就去世了,出版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另一个红迷是依田朝宗(1823—1909)字百川,号学海。他对《红楼梦》的兴趣是受到大河内辉声的影响。明治十一年五月六日,学海被邀请到大河内辉声的桂林庄看牡丹,认识了当时的公使随员沈文荧。两人的谈话激起了学海对《红楼梦》的极大兴趣。第二年二月份学海通读了《红楼梦》,并在日记上留下了“极尽世事人情当与我国的《源氏物语》相提并论”的字迹。明治三十九年四月杂志《心花》中载有他的《〈源氏物语〉与〈红楼梦〉》[7]短篇评论文。该文指出两部作品虽然时隔数百年,但在“人情”上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学海的藏书中有藤花榭刊本《红楼梦》,抱瓮轩刊本《续红楼梦》,申报馆聚珍版《红楼梦补》等。

  森泰二郎(号槐南,1863—1911),明治诗坛上与国分青崖并称两大汉诗人。槐南从小酷爱诗词、小说、戏曲,在东京外语学校就读期间已通读《红楼梦》甲戍本,读后还写了《贺新凉》一词。明治十一年六月和七月的《花月新志》中槐南发表了吟咏《红楼梦》的七律诗各一首;十二年六月,在《新文诗》别集十号中,发表了《题红楼梦后》的七律诗四首;二十五年四月,以《红楼梦序词》为题,译出了第一回的《楔子》部分,并附上全书的内容简介,发表于《城南评论》中;同年十一月,又在《早稻田文学》发表了《红楼梦评论》。他在遗着《作诗法讲话》的“小说概要”一文中,对《红楼梦》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名着,并对其进行详细论述。可以说森槐南是曹雪芹在日本的又一知音。

  槐南死后,《红楼梦》第一回试译本出版。尔后岛崎藤春在《女学杂志》发表了题为《红楼梦一节——风月宝监》(《红楼梦》第十二回末一节)的抄译本。后来,北村透谷把它改编为小说《宿魂镜》发表于明治二十六年一月的《国民之友》178号春期附录。《红楼梦》译作的出现说明《红楼梦》对日本文学领域的影响更加深入。[8]

  明治二十九年十一月,笹川临风在《江湖文学》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名为《金陵十二钗》的文章。《金陵十二钗》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的概要,是明治三十年出版的《支那戏曲小说小史》的增补。

  明治三十年代,宫崎来城(名繁吉,1871—1933)在《支那戏曲小说文钞释》(明治三十八年)中,引用了《红楼梦》第六回中的大部分内容,并加了译注。他的《支那戏曲小说文钞释》是当时早稻田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的讲义记录。

  长井金风(1868—1926)在杂志《文章讲义》明治三十六年八月刊的《名文解剖汉文》栏目中对《红楼梦》进行简要介绍,对四十五回中薛宝钗探望林黛玉后,林黛玉所写的《秋窗风雨夕》中的一节进行评释,并对贾宝玉探病一章的原文进行讲解。长井金风认为这些内容与《源氏物语》中描述光源氏被流放一卷意境相似。

  明治三十四年,《新声》杂志十一月刊的《桂花集》发表了奥田梅皐(名恒次郎,1880-1945)的《论游仙窟与红楼梦》。饭田吉郎认为“作为人情小说,两者的结构和文章有比较的价值”

  明治四十年代, “京都支那学”创始人狩野直喜(号君山,1868-1947)的演讲笔记《关于支那小说红楼梦》刊载于明治四十二年正月的《大阪朝日新闻》(英文版刊载于明治四十一年《活人》杂志)。文中认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内容还包括这部着作的优点、文学高度、语言的精炼性等等,并推测出《红楼梦》的成书时间大致在雍正到乾隆中叶之间。狩野直喜被认为是当时 “真正读懂《红楼梦》的人”。

  三、 大正时期的《红楼梦》

  大正时期,日本的《红楼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然而这一时期的《红楼梦》日译本却得到空前的发展,令人瞩目。

  首先是大正五年(1916年),岸春风楼翻译的《新译红楼梦》上卷,东京文教社出版。该书翻译了《红楼梦》的前三十九回。大正十年至十一年(1921-1922年),幸田露伴、平冈龙城译注本八十回《国译红楼梦》也在东京陆续出版。此书附有图像十二幅,包括警幻、宝玉、黛玉、袭人、熙凤、宝钗、湘云、晴雯、妙玉、李纹、李绮、芳官、尤三姐等人。此译文分上中下三卷,底本是《原本红楼梦》有正书局本。除了译出前八十回,幸田露伴在下卷末以“补记”的形式附载了后四十回的梗概。(昭和四十年,河出书屋出版的富士正晴、故武部利男的抄译本也模仿了这一做法)该译文如今收录在汉文名着日译丛书《国译汉文大成》中。《红楼梦》前八十回日译本的出现掀起了《红楼梦》翻译的第一个高潮。

  大正五年,风俗绘卷图画刊行会重版了《红楼梦图咏》。此版由久保田米垒编,应用了大塚巧艺社的精巧版画技术。尺寸大小与原版一致,与水口久正版相比更能在视觉效果上把日本读者引入《红楼梦》的世界。

  今关天彭(名寿磨,1882-1970)写了仲振奎(红豆邨樵)着《红楼梦》的戏剧版《红楼梦传奇》的梗概。大正二年,森鸥外为其作序,是文与《西厢记》等一并收录于《支那戏曲集》中。大正五年秋,日本印象派诗人木下杢太郎(本名太田正雄,1885-1945)观看了梅兰芳取材于《红楼梦》的京剧演出后,对《红楼梦》第二十七回中的“黛玉葬花”一幕进行巧妙的日译。

  四、 昭和时期的《红楼梦》

  昭和时期对《红楼梦》研究起到极大推进作用的人物当数日本着名的红学家松枝茂夫。1946年,他开始翻译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于1951年全部译完出版,成为《红楼梦》的第一个日文全译本。这个全译本的前八十回是据“有正本”《红楼梦》译出,后四十回则是据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的“程乙本”译出。是书先是由东京岩波书店作为岩波文库本出版,其后改由讲谈社出版。20世纪70年代,松枝教授以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为底本,对他的全译本作了较大的改译工作,于1972年5月由岩波书店再度出版。新译本不仅译文面目焕然一新,而且装帧也由原来的十四册改为64开本十二册。新译本每册十回,每回后有译者注释,第一册后附有译者《解说》。至1979年,是书已出第七版。此外,松枝教授还节译过《红楼梦》,于1955年由东京平凡社编入《世界名着全集》。稍后,他和增田涉、常石茂三人合译《红楼梦》,作为《奇书丛书》之一,由平凡社1970年出版精装本。是书目前已绝版。松枝教授不仅是一位《红楼梦》的翻译家,而且还是《红楼梦》的评论家,写有多篇研究论文。他对《红楼梦》的看法,集中反映在他的全译本《解说》和《红楼梦的文学》(载于《中国八大小说》1955年版)两篇文章之中。

  昭和时期出现了另一位着名的红学家,伊藤漱平。伊藤教授1957年至1960年对《红楼梦》进行全译,是书分上、中、下三册,由平凡社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全集》之第24卷、25卷、26卷分别出版。前八十回以庚辰本的影印本为底本,后四十回以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附载的程甲本为底本。1963年2月,平凡社再版了该译本的改订普及版。1967年至1970年间参照其他版本,重新进行改译,并编入《中国古典文学大系》。伊藤漱平第三次改译《红楼梦》始于1996年秋天,并于1997年10月全部出齐。伊藤教授在日本汉学界,截至目前为止,是在红学领域投入精力最多成果也最多的人。他自1954年10月发表第一篇红学论文《曹沾与高鹗试论》之后,50年来几乎从未间断过对《红楼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据统计,伊藤漱平迄今已发表红学文章近50篇,范围所及,几乎涉及到有关红学的方方面面,但就总体来看,他所最为关注的,则主要是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脂砚斋评语、《红楼梦》的版本源流及成书过程、后四十回续书等方面。这些论文,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日本的红学家,即使是在质量上也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另一位是中国老一辈作家都很熟悉的日本翻译家饭塚朗,他也从事《红楼梦》的翻译工作。从1948年始他对《红楼梦》进行翻译并加入新的解释内容,在日本的《国际报纸》上连载;后来又以《私版红楼梦》为题发行了单行本,翻译底本采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版本;1970年至1980年又以程乙本为底本重译编入《世界文学全集》(集英社)。除上述几种主要译本处,还有陈德胜、立间详介、富士正晴、武部利男、桥川时雄和金子二郎等人的译本数种,有的已经出版,有的尚未刊印。[9]《红楼梦》日文译本的大量出现,使日本人民有机会看到《红楼梦》的全貌,让日本人民对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有了全面认识,从而对数千年的中华优秀文化有所了解和认识。在这方面,日本翻译家们起到了架设“桥梁”的作用,他们所做的大量工作令人敬佩。

  昭和时期《红楼梦》也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和热爱。永井荷风(名壮吉,1879-1959)的作品《濹东绮谈》在日本《朝日新闻》连载,其中提及林黛玉和她的《秋窗风雨夕》,永井荷风的这部代表作,让更多日本读者知道《红楼梦》的存在。永井荷风还曾作俳句“杓薬やつくゑの上の红楼梦”(「 自选荷风百句」夏之部)让人联想到史湘云醉眠芍药裀(《红楼梦》第六十二回)的情景。

  日本的学者文人大多对红楼梦持称赞的态度,也有无数学者下定决心拜读此书,更有学者为之疯狂。但一部巨着的问世,我们总难免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在日本,《红楼梦》同样遭到某些学者的排斥,如小说家泉镜花曾指责《红楼梦》是一部淫猥的小说。

  就这样,《红楼梦》在东瀛日本走过了两个世纪。《红楼梦》在日本虽然没有像其他名着,特别是《三国演义》那样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但也有不少人为之倾倒,备受日本学者关注。“日本红学”的学术文章和译作从数量上看一直都在国外红学中占有领先地位。然而,20世纪进入80年代后,日本红学[10]明显处于冷寂状态。也有红楼爱好者借助网络平台,对《红楼梦》和红学,《红楼梦》的译作和学术论文进行介绍。红楼梦爱好者平山孝的个人主页中的“红楼梦の雑谈部屋”就留下了日本读者对《红楼梦》的理解和感言。这些主页,让我们直接了解日本寻常百姓的《红楼梦》观。

  参考文献

  [1]山脇悌二郎.长崎の唐人贸易[M].吉川弘文馆,1964.354-356

  [2]大庭修.江戸时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书の研究[M].大阪: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577-579

  [3]宫田安.唐通事家系论考[M].长崎:长崎文献社,1979.367

  [4]细川晴子.“马琴と红楼梦について”[M].学习院大学国语国文学会志,1972(15):38

  [5][10]孙玉明.日本红学史稿[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1,44

  [6]实藤惠秀,郑子瑜.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M].东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1968.31

  [7]饭田吉郎.“明治期の中国文学―水浒伝より聊斎志异まで―”[M].东京:竹柏会·心の花.(第八百号),1965.146

  [8]伊藤漱平.日本における『红楼梦』の流行”.中国文化の比较文学的研究[M].东京:汲古书院,1986.449-495

  [9]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M].北京:中华书局,199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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